三反”运动中，一批犯罪分子受到了党纪国法的制裁。图为1952年2月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举行公审大贪污犯、前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前天津专员公署专员张子善大会。

共和国反腐第一案
 
新中国震惊了

1951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三反运动”。

1952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颁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公布施行。

1952年2月10日——“三反”运动开展后70天，“惩治贪污条例”颁行前70天——

原天津地区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因巨额贪污盗窃罪，经毛泽东亲自批示，被河北省人民法院依法处决。

枪声一响，举世震惊!

两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两个为建立新中国立下功劳的英雄，因极度贪污腐化而被党和人民押上断头台，这在我们新生的共和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在急风暴雨般的“三反”运动中，这是惊天动地的一声炸雷；在威昭天下的“惩治贪污条例”中，这是贯穿皇皇大文的无形的巨大叹号。

刘青山、张子善伏法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等均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在头版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以及中共河北省委于两个多月前作出的关于开除刘、张党籍的决议。《河北日报》还用二版整版篇幅，刊登了12幅照片，真实地记录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几乎与此同时，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电台也都对此迅速作了报道。香港的一家右派报纸禁不住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

应当这样说，共产党杀了共产党的败类!

世界舆论亦反响热烈。一家西方通讯社写道：“在中共建立北平大陆政权第16个月的今天，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现实：他们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正面临着一场法律的考验……”

更强烈的震颤还是人们的心灵——惊讶，欢呼，赞叹，感慨，自省，惋惜，忧虑，恐惧……汇织成空前的社会交响曲。

“刚建国，就出了这么大的贪污案，案犯身份地位又这么高，真让人想不到!”

“两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犯罪到了人头落地的地步，真是触目惊心，难以想象!”

“只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我们要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就必须从内部清除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败类!”

“刘青山，张子善都是比较高级的干部，都对革命事业有过贡献，但是当他们犯了严重的罪行之后，中国共产党毫无姑息地开除了他们的党籍，人民政府毫不手软地将他们判以死刑，历史上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不会这样做的，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无比伟大，人民政府空前廉洁。全国人民对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完全信赖，衷心拥护!”

“为民除害，人心大快!”

“过去担心共产党坐了天下也和国民党一样贪污腐化，现在放心了，毛主席英明，共产党伟大，了不起!”

“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挽救了一大批党的干部。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挽救了党，挽救了新中国。”

“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我都经历过，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几次，我从不知道害怕。可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刘青山、张子善，我的腿有些发软，脑袋嗡地一下胀得老大。原来认为我的居功自傲思想没什么，享受点没什么，现在才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自己，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袭，千万麻痹不得呀!”

“他们俩毕竟对革命有功啊。30多岁正是好年华，说杀就杀了，实在可惜，应该给他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开国不久，抗美援朝兴兵戈，三反运动杀功臣，不是好征兆呀。”

“这次三反运动简直是天罗地网，像刘、张这样的共产党大干部都逃不开躲不过，何况我们这些姓‘资’辈的。三反没完又来五反，犯了哪条就坦白，不然别人一检举，扯出来可不得了。”

......

     图2刘青山被押赴刑场                                             图3 张子善被押赴刑场

说什么的都有。但有一点是人们看清楚了的，共产党绝不容许腐败现象在党内滋生蔓延!共产党说一不二!共和国反腐败第一案交响曲，在新中国这大舞台上轰鸣。

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出现及被揭露，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现象与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时，面对的是一片战争废墟，一个国民党造成并丢下的破烂摊子：百业凋蔽，满目疮痍。 9个月后，美国当局操纵联合国通过美国提出的援助李承晚政府的提案，纠集十几个仆从国的军队，武装干涉朝鲜，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国际反动势力企图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此时，西藏问题还没有解决，西北、西南的剿匪战斗正在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刚刚开始。国势危急，超过了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列宁在一九一八”。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是不畏任何强敌，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一方面，毅然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奋力回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凶恶挑战；一方面，剿匪肃反，恢复生产，巩固政权，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这一切，保证了新中国的发展、成长与壮大。

然而，对一棵大树来说，暴风雨并不足畏，可怕的是树体内部滋生蛀虫。枝干粗壮，叶茂根深，八级大风亦无可奈何；蛀虫肆蚀，根烂干空，一阵微风也能将其吹倒，甚至无风自倾。

我强敌弱，我弱敌强。共产党人对辩证法是谙熟的，况且已然发现了自身内部弱我助敌的比明火执杖的敌人危害更甚的蛀虫。

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即对此有所预言。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以伟大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向全党提出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

资产阶级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历史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言。

在建国初期极端困难之时，资产阶级趁火打劫，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了猖狂进攻。

他们讥评中国共产党，说什么“军事一百分，政治五十分，经济建设零分。”上海的反动资本家则疯狂叫嚣：“上海是口大染缸，让共产党红着进来，黑着出去！”他们不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范围内循规蹈矩地活动，而是企图按照资本主义的道路无限制的发展。他们不愿意在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发展自己的经济，而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削弱国营经济的力量，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许多不法资本家、奸商采取隐匿的卑劣的方法，破坏国家经济建设，损害人民大众的利益，以一饱私囊。他们在不可能大规模地明目张胆地进行损公肥私活动的情况下，从执政掌权的共产党内部来寻求自己利益的代理人。当时有文章将资产阶级施放“糖弹”，拉拢腐蚀，利用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手段归纳为几种：试探性进攻；投其所好，乘虚而入；人情关系网；美人计；捧你上天；

大迂回；围攻；流氓式的暗算；一旦无用，一脚踢开。恶毒阴险，无所不用其极!

而在党内确实出现了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一批人。他们中有的原来觉悟就不高，参加革命之后，并未真正改造自己。有的过去对革命确有贡献，对敌人斗争英勇顽强，堪称英雄。但是，新中国建立后，他们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认为中国革命大功告成，不是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而是一心一意想发展个人的事业。他们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他们头脑中的与同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完全不相容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恶性膨胀，从而屈服于资产阶级反动影响，产生了贪污浪费堕落腐化的行为，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事实证明，入城以来党和政府工作人员中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已不是个别现象和个别人的问题了，有的甚至养成了“抓一把”的恶劣作风，抓人、抓钱、抓东西，无限制地向公家索取，挪用公款，任意挥霍，习以为常。当时执行的供给制，是老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初期，按工作和生活必不可少的需要，对工作人员免费供给生活必需品的一种分配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这种制度，对保证革命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建国后不久，供给制大部分改为包干制，即由国家发给一定数量的实物和货币，由领取人自行处理。几年后，供给制和包干制都改为工资制。这是顺应历史变化的一项积极性措施。在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和平环境里，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的个人需求向自主和多样化发展，正当合理具有社会进步意义，供给制已对其形成制约；另一方面，相当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希图从供给制中得到的已不仅是“工作和生活必不可少的需要”，而是利用手中权力，在旧有的体制中无节制地向自主与多样化发展，使其制约失败。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花起来快乐而理直气壮，想方设法满足一己之私欲，挥霍、浪费、贪污、窃取，严重地败坏了党内风气，损害了国家利益。

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滋生于党内的蛀虫，是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并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的革命事业的叛徒，是利用手中权力贪污盗窃胡作非为的登峰造极者。他们的出现，绝非偶然；他们的灭亡，更是必然!

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之所以震惊全国，除其犯罪手段极其恶劣、性质特别严重等原因外，有两个外在的东西非常引人注目：一是款额非同一般，达 171.6272亿元(此为旧币，一万元相当新人民币一元，下同)，这在当时已属空前； 二是罪犯身份非同一般，是两个执政掌权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两个“功臣”。没有这两条原因，也就不可能称之为“共和国反腐败第一案”了。

刘、张二人的身世经历，刑事判决书中是这样写的：

“大贪污犯刘青山，36岁，男，河北安国县人，雇工出身，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高(阳)蠡(县)农民起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历任冀中区任河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副书记。”

“大贪污犯张子善，38岁，男，河北省深县人，学生出身，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曾作绝食斗争与卧轨斗争。历任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十地委书记、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被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

对于刘、张二人在解放前的历史，中共河北省委在开除二人党籍的决议中，也有一段评价：

“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20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过功绩。”

一位比较了解张子善的离休老干部，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样介绍：

“张子善出生在安平与深县交界的一个小村里，家境贫寒。父亲去世早，母亲身体不好。大哥到东北靠出卖劳力为生，二哥在家当雇工。张子善在他哥仨中是最聪明的，所以两个哥哥勒紧裤带，发誓要供他上学。我和张子善一同入的县城高小，那时他显得很成熟，一副大人模样，在同班同学中，他懂事多，思维快，学习非常勤奋刻苦。毕业后，我俩又一同考入县乡村简易师范。

“张子善长得瘦高个，大嘴口儿，脸挺白；性格开朗，喜欢与人交往，很能拢得住同学。他的口才非常好，在学校是有名的。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走上街头演讲，宣传抗日救亡，博得的掌声最多，同学们都很佩服他。

“张子善参加革命是比较早的，具体时间我说不准。因为那时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师范校长就是国民党员，我们的党组织只能地下活动。我当时还没有入党，所以了解情况很少。张子善嘴很严，从来没有给我讲过这方面的事。但是，我认为他已经在党了。因为他和穷学生们接触很多，经常在他们中间宣传穷人为什么受苦、地主为什么剥削等道理。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张子善是组织者之一。校内成立了‘读书会’，后来才知道那是党的外围组织，吸引了许多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张子善在暗中组织大家学习革命理论。另外，像要求为教师增加工资、为学生就业争取权益这类活动，他都是积极的参加者。当时，张子善是被学校当局注意的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1934年冬，一个姓范的叛徒向国民党县党部提供了一份共产党员名单，其中就有张子善。

当时几乎全县的党组织都被敌人破坏了，抓了很多人。有一部分软弱分子经受不住考验，就到国民党县党部画押自首了。在狱中，张子善被敌人严刑拷打，要他供出别人，他一直没有动摇和屈服。我曾和两个同学买通了狱警去看望他，他说他已抱定了死的决心，并嘱咐我说：‘赶快回去把我藏在宿舍里的一个小箱子里的书信、文件销毁了，这样也许我还有活着出去的希望。’我返校后就把那个箱子里的东西都烧了。现在我还记得，在一个笔记本里写着这样几句：‘我这个穷学生，为什么辈辈穷，有了×××，前途才光明。’我想，这三个‘×’号，一定是暗指共产党。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张子善肯定是个共产党员。

“后来，张子善由安平县解到了天津监狱。七七事变时，犯人们砸了监狱，张子善趁乱越狱出逃。至于他在监狱的情况，我不清楚。其后一段时间，他没有找到党组织，就一边教书一边寻找，终于找到了曾在一块坐过监狱的冀中七分区二地区组织部长，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总起来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张子善的表现是很好的，以至在很短时间内连提三级。对于他的工作才能，当时从来没有人含糊过。他和同志们的关系也很融洽。

“刚解放时，我到杨柳青张子善家作客，他穿得很朴素，屋里连家具也没有，很是清贫。没有想到，只有一年多时间，他竟会变成那个样子。枪毙他时，我在定县听的广播，当时把我惊呆了。这怎么能是真的呢?简直不可思议……”

说到这儿，老人显得非常激动，声音颤抖不止。

笔者采访了另一位比较熟悉刘青山的离休老干部，得到如下介绍：

“刘青山是安国县人，家里很穷，小小年纪就在博野县南白沙村当长工。刘青山十几岁就参加了共产党，南白少村的老长工徐云朴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徐云朴不识字，平时对刘青山讲‘调查研究’，总把树杈吊起来代替，很有点远古结绳记事的味道。要说刘青山是红小鬼，也对。因为高蠡暴动时，队伍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也就是中共党史中所说的北方红军。

“刘青山在高蠡暴动中表现得非常勇敢，这是事实。当时宋洛暑——就是长篇小说《红旗谱》里朱老忠的原型——说过一句话：‘只要为穷人翻身，阎王爷面前也不悔账!’

刘青山抄起家伙拼命时，也是这个心劲。1983年，保定地委召开纪念高、博、蠡起义四十九周年大会，其中一个议程是迁墓。当年起义在高阳县北莘庄失败后，战场上留下了17具尸体。烈士们有的被割下头颅，有的被砍去四肢，惨不忍睹。敌人为了镇压革命，还要暴尸三日，杀一儆百。革命群众不怕敌人威胁，晚上把尸体偷偷背出来，埋成一个肉丘坟。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墓掘开了，17具尸骨互相枕藉着，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又在我眼前闪动起来。我哭了。

“刘青山能够死里逃生，是非常侥幸的。敌人大规模的屠杀是在蠡县县城。起义失败后第三天，敌人把被俘的十九名红军战士押到南关操场上，把四乡的群众轰来，开始了血腥屠杀。几把铡刀一字摆开，将红军战士的头一个一个地铡下，刽子手的身上脸上都溅满了鲜血。当铡到最后一个时，敌团副看到是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刚十几岁，不像‘土匪’，以为是抓错了，便糊里糊涂地骂声‘滚蛋’。这个死里逃生的人是谁?直到1941年我在冀中区党委组织部审查干部时才搞清楚，他就是刘青山。他起义时参加了第一大队，突围时被俘，和十八位战友一起被绑赴杀场。我问他当时的情况，他说：“那次杀了很多人，留下我了。”

“刘青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表现，的确是很突出的。他有热情，有魄力，拿得起，放得下，这在整个冀中区是有名的。抗战时期，大城县工作基础比较差，前任县委书记因为和一个有夫之妇乱搞，事发后逃往天津投敌。刘青山接任县委书记后，时间不长，局面就打开了。

“有人说刘青山挺讲义气，人也生得浓眉黑面，很有点江湖好汉的样子；我看那是一种狭隘、落后的农民意识。刘青山身上的这种成份是很浓的。革命胜利后，残酷的生活环境没有了，铁与血的考验没有了，刘青山认为奴隶变成了主人，革命目标已经到头了，因此他拜倒在资产阶级物质享受面前，腐化堕落，伙同张子善贪污盗窃，对人民犯下了大罪，终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政府枪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教训值得我们很好地深思。”

......

震惊之后，必有所思。

曾经“无愧于英雄称号”的刘青山、张子善，终于一步步陷入罪孽深重的没顶泥潭。

一条黑暗的歧路，两行歪斜的脚印。

党在深思，人民在深思，共和国在深思。历史呼唤着现实，彼时此时。

一百七十一亿六千二百七十二万元

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判决主文中指出：该二犯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严重侵蚀下，为达到个人挥霍，及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为名，利用职权，狼狈为奸，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6272亿元。

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额。按当时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这些钱可买粮食近2000万斤，可买棉布800万尺，足够50多万人吃一个月并做一身衣服。

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被揭出来后，人们在震惊、愤恨之余，还有些纳闷：从组建天津地委、专署到刘、张案发，不过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二犯到底采取什么非法手段，搜刮聚敛起如此之多的钱财呢?

刘青山、张子善是从大搞“机关生产”而走向犯罪、跌入深渊的。

机关生产，即党政机关搞生产活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当时刚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机关的财政经费问题以及人员的穿衣吃饭问题，避免给本来就很困难的国家财政增加负担，以迅速恢复满目疮痍的经济状况，带领人民重建家园，中共中央和各级党政组织曾做出过一系列关于开展机关生产的规定。但是必须指出，当时中央根据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形势，提出开展机关生产的思想，完全是以救灾和自救为目的的。通过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机关生产活动，以弥补国家财政之不足，适当地改善机关干部生活。所有这些，无论从政策角度还是工作措施上，都是暂时的，都是一种特殊时期过渡性的措施。

依据上述精神，天津地委号召开展机关生产，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在于他们搞机关生产的动机、手段和目的。

1949年8月，天津地委和天津专署在天津市西面30里的杨柳青镇成立。此镇地处水陆通衢，历史悠久，有万户人家，以特产木版年画而名播域中。镇中央有一处宽敞高大但已破落不整的宅院，据说原是一个石姓富豪的房产，叫石家大院，成为地委、专署的办公地点。

天津专区位于京津两大城市之间，下辖静海、大城、任丘、文安、永清、安次、武清、宝坻、宁河、霸县、青县十一县及杨柳青、汉沽、胜芳三镇，人口 400多万。全区地处九河下梢，地势低洼盐碱，历史上涝灾连年不断。1950年夏，全区14个县镇暴雨铺天，大水漫地，使刚刚获得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生活又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而身为地委书记的刘青山，身为地委副书记、专员的张子善，不但不积极带领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度过灾害，反而不顾灾民死活，全身心都扑到机关生产上。

刘青山自走马上任那天起，逢人就宣扬他眼中的“机关生产”怎么好怎么妙。在任两年，两条“政绩”尽人皆知：一是借口身体不好，在津长期“养病”，基本没干工作；

二是以养病为名，在津大搞“机关生产”，几乎什么都干。

一次刘洋洋自得地对几个县委领导说：“县委书记要搞机关生产，只有机关生产搞好了，工作才能做好，这是我多年的老经验了。”

又一次，刘神秘兮兮地对一位县委书记讲：“现在是和平环境了，不要再那么小气了，先把机关生产搞好，开支什么也方便。”地委书记亲授真经，县委书记顿开茅塞；

其后，该县的机关生产搞得如火如荼，救灾度荒工作却冷冷清清。

搞好机关生产，开支花钱方便——刘书记真是坦率得可以!

“搞好”机关生产，便有了钱，有了方便；反过来，有了钱，有了资本，才能“搞好”机关生产。

然而，刘、张又是如何来搞所谓“机关生产”的呢？他们嘴上的机关又是怎么个搞法?罪一：苛剥政府以工代赈救灾粮款。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天津专区河防维修工程很大，每年河工经费在华北地区最多。

刘、张二人弄钱搞机关生产，首先盯上了这块肥肉。

1950年秋及1951年春，河北省政府决定以工代赈修治天津专区境内的潮白、海河、永定、大清、龙凤等五道河流。以工代赈是指民工出工治河，国家给以适当的粮款补贴报酬，用以代替一般的赈灾救济。这是因为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一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兴修水利和发放救济。以工代赈，群众出工治河，国家又达到了救灾目的，不失为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而刘、张竟把此当作捞钱的好机会。

1950年春，天津专区合作社在供应民工的营业中，苛赚民工粮食二百二十万斤。张子善伪装正义，对此进行指责，也于此学了一手，引起觊觎苛剥民工之动机。同年秋，刘、张明知苛赚民工粮系违法行为，但利令智昏，贼心难系。刘青山倡议组织“供应站”

作为直接剥削民工之工具，张子善则将本属合作社经营业务的数万民工的供应工作，夺到“机关生产供应处”，从中苛剥六亿元。

尝到了甜头，待1951年春省里为河工拨粮1800余万斤时，刘、张愈发胆大劲足。刘亲自到供应处布置“赚三十个亿”的任务；张则于四月份在供应处亲自主持抬高民工食品粮油菜价格。高粱米每斤赚百元，得3.248亿余元；油每斤赚千元，得890余万元；咸菜每斤赚百元，得6800余万元；另报秫米加工费 18%，用具折旧八亿元；并就地拨粮虚报运费，偷漏税收等，合计苛赚民工及盗用国家资财达16亿元。最为引起公愤的是用坏粮顶好粮，600元一斤买来10万斤坏米，转手以850元一斤的高价卖给民工；自做的大批咸菜因用盐太少而发霉长毛仍以高价卖给民工吃；又从胜芳拨霉坏的玉米20万斤……，以致造成静海、宝坻等县民工病亡数10人。

综上，仅苛剥政府以工代赈的民工粮一项，掠取粮 220万斤，折款22亿元。是为大宗，更为大恶!

罪二：盗用机场占地赔款及国库粮。

1950年10月中央指示修建武清县杨村飞机场，由天津市一副市长、张子善及武清县县长组成修建筹委会，中央拨款29亿元。刘青山见钱眼开，胆大妄为，擅将国防建设20亿巨款盗取投入机关生产，用于开办电线厂；而对飞机场占地赔款则采取东拼西凑、零星拨付方式对付。同年11月，张子善借口“民工没吃的”找粮库主任，擅自提调国库粮50万斤，又将前合作社退回河工粮款3.7000亿元占用，才付清了杨村机场占地赔款。待后来结账时，实际开支款21.6000亿元，另加赔偿打井、学校占地等款 5000多万元，尚结余1.4100亿元。张子善大笔一挥，批给武清县机关生产搞了个麻袋厂。再者专区尚余5.4亿多元，其中五亿投入机关生产，4300多万元竟无下落!

罪三：违法动支水利专款。

1951年 7月机关生产电线厂给张子善打电话，曰：“买铜没钱”。张到银行贷款未得批准，乃向专署建设科亲笔批信：“可无息借款，限八月十日前归还。”令人持信取水利款十亿元。结果在建设科数次交涉催促下，到十月才分四次还清。

1951年 9月18日机关生产合帐，防空司令部要抽回入股金二十亿元，张子善找专署财政科商量再借水利款二十亿元。建设科的意见是“借给财政科可以，不借给生产管理处。”张便来个曲线借款，财政科先从建设科借来，生产管理处再给专署立个“信托契约”，擅将二十亿元巨额水利专款盗用于机关生产。而省里已明文规定了“专款专用，工完帐清”的制度。

罪四：非法动用干部家属救济粮。

1951年6月，省政府人事厅拨给天津专区干部家属救济粮17.5万斤，折款1.7500亿元。张子善对干部家属生活毫不关心，而且见财起意，一面说：“我保证随用随支”，一面将其中1.4000亿元投入机关生产，还在批信中加上“地委已批准”，堂而皇之。

罪五：违法拼凑地方财政，非法动用地粮公产。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法令，凡属解放初期没收地主，资本家浮财，或接受战争年代留存下来的地粮公产，应一律上交国家财政或地方财政。然刘青山、张子善为了一己之私欲，竟置此于不顾肆无忌惮地调拨侵吞公有资产。

1950年初刘青山提议收买机米厂，2月间张子善亲到天津县调地粮十万斤买下该厂。

从此张借“地粮由专区统一管理”之名，令财政科拼凑地方财政，用于扩大机关生产。

同年10月5日，张经人手借专署财政科27000万元，11月2日，派人借财政科玉米20万斤，折款1.0400亿元；11月 6日，亲笔批信再借近四亿元；11月12日经人手借专区粮库玉米九万斤。一个多月内竟出动四次，真是干劲十足，乐此不疲。1951年 4月，张子善为了弄钱，连蒙带骗，批信给财政科“交××科长带九亿款去津建房”，实际上是用来买汽车，直接将“方便”弄到手。

刘、张投入机关生产的地粮公款，达25.862亿元。

罪六：骗贷银行巨款，盗用灾民造船款。

刘青山、张子善为了他们的“事业”，处心积虑，千方百计无缝不钻，无孔不入，骗贷天津市银行贷款五十亿元。盗用宝坻县黄庄洼水库区103个村庄灾民造船款四亿元，那是灾民的救命钱!刘、张心毒手狠，一人欢乐万家愁，许多灾民只好背井离乡去逃荒。

几十亿几十亿的钱哗哗地投入了机关生产，电线厂、机米厂、防水剂社、建筑公司等等十几个摊子先后开办，轰轰烈烈地大干起来。对此，好大喜功的刘青山、张子善犹嫌不足，他要干出名堂，干出花样，干出“方便”来才算如愿。他们一方面将机关生产的方向盘牢牢操纵在手，一方面不断地给具体工作人员打气加油：“不要老守着那么点死钱，要把死钱变活钱!”

天津专区机关生产犹如一架开足了马力的战车，一开始就奔上了邪路，向着罪恶的深渊疯狂地跑起来。

罪七：投机倒把，胆大妄为。

在刘、张二人直接掌握操纵的机关生产活动中，上至中央明令禁止的军需物资，下至市场紧缺产品，只要有利可图，有钱可赚，他们什么都敢买，也什么都敢卖。马口铁当时是国家紧缺物资，对此国家三令五申不得进行买卖，违者严惩。可财迷心窍的刘青山根本不以为然，一听说经营马口铁能赚大钱，便贪心大动，胃口大开，立即拍板。仅1951年春“倒卖倒买马口铁”一项，刘青山一伙就给国家造成了几十亿元的损失。

罪八：扰乱市场，牟取暴利。

1951年4月，天津市木材市场价格上涨，刘、张一伙见有机可趁，全然不顾国家有关木材管理的规定，指派生产管理处一亲信立赴东北，打着为灾民造船的旗号，冒充军人，穿着军装，佩带解放军符号，持天津军区司令部执照和天津地委九号证章，一次就骗购木材四千立方米，运回天津市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他们倒是真的为灾民造船着想了，按东北成材价格，每立方米72万元；待运回卖给宝坻县灾民造船，每立方米竟卖到200多万元，获利140%!

罪九：公行贿赂，高薪利诱瓦解国营工业技术人员。

1951年3月，天津专区机关生产管理处成立建筑公司，但缺乏技术人员。刘青山对国家机关国营工业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规定、法令明知故犯，指示下属想办法去国营工业企业搜罗，说什么“不要怕花钱，工资一定要优于一般。”生产处奉旨而动，先后出高价拉拢几个国营工业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跳槽”，其中鞍山国营建筑公司14人，沈阳市建设局11人，天津国营建筑公司、房管局、地政处 6人。即破坏了上述部门的生产，也严重影响了其他技术人员的情绪，许多人不安心工作，纷纷要求领导增薪增资，有的甚至提出不干。刘青山这一手，实在阴损。

罪十：勾结奸商，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凡见过刘青山、张子善档案资料的人，都会不无惊奇地发现，刘、张二人及其生产管理处的经营活动，几乎无一事不与违法乱纪有联系，无一项业务不与违法乱纪有关系。

旧社会天津卫横行霸道的地痞流氓成了他们的得力助手，“五毒”俱全的不法资本家，

大奸商被待为座上宾；与这些人交往厮混，刘、张一伙怎能不让“糖弹”打个体无完肤，怎能不染个身心俱黑，怎能不违法乱纪、栽进深渊!

在刘、张大贪污案中，有个很引人注目的人物，此人叫张文仪，女性。有人在天津市马场道18号刘青山住处见过她，30大几岁，能说会道，会抽烟，戴耳环，打扮虽谈不上花枝招展，但也比较妖娆，风韵犹存。其夫阎堤，是当时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市生产管理处供销科长。

对张文仪、阎堤的身世、经历及与刘青山的认识过程，1952年2月16日《东北日报》曾作过详细的披露。

阎堤原是个把头，张文仪是个倒腾破烂儿的小商人。1946年，阎混入蛟河县一个合作社，后来竟混上了县政府的财粮科长。此时他一方面用公款作私人买卖，半公半私，亦公亦私，赚钱的生意都是私人的，赔钱的买卖就是公家的；另一方面则采用种种手段拉拢干部特别是县长，取得了领导上的信任。1949年蛟河县长调吉林省政府任财政厅副厅长，便将阎也调省、派赴天津，任生产管理处供销科长，阎有此便利条件，便开始大量盗窃国家财产。

1951年初，张文仪通过天津市一个地痞“胡八爷”的关系，认识了天津地委生产处的一位领导。张看准这棵大树，挖空心思想靠上，她曾贪污了吉林省财政厅的九头奶牛，便以“牛奶炮弹”进攻，按时定量将牛奶送到天津地委生产处，而且直接送到刘青山面前。时间一长，通过介绍，刘会见了张文仪。张文仪相机为阎堤大肆吹嘘。于是阎得以“贵客”资格被刘青山请去，借机进行“游说”，发表其“以商养工”的论调，颇得刘赞许。阎见事已成三分，又紧追一步，为刘策划：从长远打算，希望刘先拿一笔钱，交张文仪作生意，待盈利后再开办一个化学工厂。刘发财心切，自然对阎的这番话极感兴趣，当时就把张文仪聘为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的“化学工厂”的副经理，并待以上宾之礼，来往都派小汽车接送，还在农场专为她盖了一套新房。也就在这时，刘青山将49亿元巨款，一手交给了张文仪经商。

张文仪拿到钱后，奸商本性不改，先为自己倒了一批复写纸。低价买进，高价卖给天津地委生产处，私吞干赚9600万元。为长远计，还得让刘青山尝尝甜头。于是阎堤来个“双簧”，以其吉林省财政厅驻津推销处名义，用更高价通过张文仪把这批复写纸从天津地委生产处购进，让刘赚了 1.3亿元，张文仪立了“功”，更为刘信任。这样倒进倒出，受损失的当然是公家，等于吉林省财政厅多出了两亿元。

一边放明火，一边打埋伏的张文仪，抓住刘青山、张子善急于赚大钱的心理，又导演了一场更大的骗国家巨额财产事件，即“倒买倒卖马口铁”。

1951年 4月，张文仪先后向天津地委生产处送来信息：“东北有一批马口铁，能赚对成利，需款八九亿”。“汉口中南器材公司有价值四五十亿元的马口铁”。刘青山、张子善得报，如获至宝，将国家有关政策法令甩到脑后，当即决定做此生意，并委托张文仪派其同伙、一个姓郑的奸商持天津地委通行证到汉口去买。第一次去，因为军需物资不准卖给私商，郑只好归津。刘仍不死心，竟亲自批准郑持地委公函二下汉口。货谈好后，不料中央“军需物资不准出售”的指示下达。消息报津，张子善又亲自出马，令郑在汉口就地改购黑铁皮150吨，价值32亿元。所需资金乃非法挪用防空司令部十亿元，挪用盖房贷款30亿元，零星拼凑8.4亿元。

刘、张为贪图暴利，不仅严重违犯了国家禁令，且给奸商张文仪等大量盗窃国家财产以可乘之机。张文仪将地委给她买马口铁的49亿元，私自投入银行生息和大搞其他投机倒把活动将近半年。郑姓奸商在汉口将13亿公款存入私营银行生息，前后支取十多亿。

而且报销花费以少报多，据其自供仅买马口铁一事即贪污2400多万元。郑是个花花公子，好不容易有了公款开支的机会，于是花天酒地，大肆挥霍，在汉口经常出入于舞厅、戏院、酒楼、宾馆，并搞女人四五个。一次，仅给一个女人买床就花了 200多万元公款。

由于张文仪和郑姓奸商的诈骗和挥霍浪费，加上改购黑铁皮损失三亿元，在汉口积压资金利率损失这14亿元等，几项合计，此次经营马口铁，给国家财产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1亿多元。

刘青山、张子善的“机关生产”同他们贪污盗窃的171.6272亿元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历数上述罪状，真真十恶不赦!

“刘青山思想”与“英明领袖张专员”

本章标题中两个“典故”之出处：

“刘青山思想”——据《人民日报》1952年1月4日第三版《党的生活》专栏报导，河北省天津专区机关全体党员连续讨论五天，揭发贪污分子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刘青山为压制党内民主，建立自己的封建统治秩序，曾这样无耻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因此，在天津专区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刘青山思想’。”

“英明领袖张专员”——据1951年12月 4日河北省通过并经中央华北局批准的《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中揭露：“他们在政治上极力造成一个‘唯我独尊’和‘挥霍有道’的空气，刘青山说‘老子们拼命打下了天下，享受些又怎样?’张子善则说天津地委内只能有‘一个头’、‘一个领袖’。 有一个无耻之徒竟在‘七一’纪念大会上高呼 ‘向我们英明的领袖张专员致敬!’‘在英明领袖张专员领导下前进。’而张则对人说：‘应该向该同志学习。’”

刘青山有几句口头禅，随时随地张口即出：

“老子们打天下，小子们来享受。”

“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

“革命胜利啦，老子该享受享受啦!”

“老子拼命打天下，享受些又怎样?”

诸如此类，皆是这位将“马列主义具体化”的“思想家”的“名言”，句句不离“老子”、“享受”。

刘青山以“养病”为由，向组织伸手要公款，动辄数千万元，而且堂而皇之地署名“共产党员刘青山。”钱到手稍慢了点，即大哭大闹，声震屋瓦，叫嚷什么“批准我养病不照顾”，拍桌子摔板凳，搞得鸡犬不宁。

刘青山到省里开会，听到天津地委有人反映他生活腐化、闹享受，大动肝火，于是称病返回，开始对他揣测的可能反映他的人骂大街，挨个找到，狗血喷头。有的被当众骂哭，有的挨骂后坚决要离开天津，有的当即要求调动。刘青山甚至连张子善也卷进去骂，并致书一封且同时呈信省委、地委，满纸歪理却气势非凡，抱怨照顾他不好，状告地委不执行省委意见，指责张自私、有宗派；而当面指着张的鼻子斥之为“糊涂蛋”。

正是这种“老子天下第一”、“享受挥霍合理”思想的支配，使刘青山最后终于腐化堕落不可救药的地步。“自作孽，不可活”，送他上断头台的是他自己。

据一些见证人介绍，刘青山这个人，老粗出身，性子粗，态度蛮横霸道，又好大喜功，办事爱耍粗胳膊。而张子善呢，学生出身，心细，工于心计，很虚伪，权力欲很强。

二人一明一暗，一硬一软，一狼一狈，所以在危害别人谋取共同利益这方面很容易搞到一起。

与整日不干工作、到处吃喝拿要享乐的刘青山相比，“英明领袖张专员”颇为“坚守岗位”，坐镇杨柳青镇“石家大院”，主持全面工作，体现其“英明”。

刘、张案发后，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在《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一文中指出：“张子善的居功自傲，欺上压下，有其历史性。我们只偏于他过去艰苦奋斗一方面，放松了他居功自傲的一方面；偏于看他‘有办法’、‘能完成任务’的一方面，而忽视了他压抑民主、家长式统治、欺上压下的恶劣品质作风的一方面；只看到完成任务，而未深察是怎样完成的……张子善恰是一个善于迎合又善于蒙混，专门伪造证件与假报告的人，譬如上面问干部强迫命令情况，他提笔就写出该专区犯命令主义错误者有若干人；明明国家粮款已被他挪用了，但他的报销册子中还仍旧存有这笔数字，对此我们居然相信了。”再看一段现身说法。

1952年1月6日《河北日报》刊登署名“齐心”的文章，《检查我受了刘青山张子善的思想影响》，文中说：“在张子善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的思想指导下，我在写报告写报道中跟着犯了一些错误。记得1950年春天，我写过一个天津专区灾情严重发展的稿子，夏天又写过一个由于忽视生产领导发生苗荒的稿子，这两篇检讨批判性的稿子在河北日报上发表以后，都受到张子善的责备与打击。他说我给他找了‘麻烦’，他让我立即写出成绩经验的报道，挽回以前报道的影响。张子善是不肯接受错误、不肯向上级暴露自己工作上有缺点的。过去中共天津地委给省委写的一些报告，很多是我经手起草的。

回想起来，过去的报告多是偏重了成绩和经验一方面，是与张子善的思想分不开的，因为写了缺点他也要勾掉。他常说：‘写报告、报道主要是写成绩经验；缺点可以带上两句，不然也不成样子。’”

对张子善的工作作风，天津专区一位干部曾在揭发批判中概括为六句话：功劳归自己，错误给别人；报喜不报忧，全凭一支笔；强迫加命令，个人闹英雄。虽不尽全面，却很准确深刻。张子善经常拿出领导者的派头，教训地委专署干部：“你们为什么对工作中的缺点那么感兴趣?你们为什么向后看，而不提着灯笼向前走?”

笔者粗略查阅了一下，在刘、张案发前的半年间，仅《河北建设》就刊载了天津地委、专署的指示、报告、经验等达五六篇，予以肯定、表彰及推广，如天津地委河工工作“是正确的”，“摘要介绍各地供参考，”“创造了一套完整的民工政治工作”，“今年民工卫生工作组织的也好，病员较去年减少”等等；真实情况却是刘、张拼命克扣民工，“赚三十个亿”，用坏粮顶好粮，造成民工数十人病亡。再如天津地委整党的经验转发各地研究和参考，可身为地委书记的刘青山，竟有一年多不参加组织生活！张子

善伪造假报告之水平，迎合行骗之鬼把戏，真令人叹为观止。

张子善的心计手段的确“高明”。他弄虚作假，连蒙带骗，竟能长期混得下去，还混得不错，稳稳当当，滋滋润润!何故?一个重要原因，他懂点心理学。他摸准了一些上级领导的脉搏，钻了官僚主义的空子。他拿准领导没有时间或有时间也不会深入到专区来查对；他认定报喜不报忧总归是大于非，得多于失。编上八条成绩，再编上两条缺点，上面想认假都不容易，都得当真货看，还得夸赞天津地区的张专员“有办法”，“能完成任务”。

“三反”运动的内容是互为因果的，是有其现实意义的。杨秀峰指出“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作风，是贪污、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官僚主义是培植贪污浪费的温床”。这是个真理。

瞒上者必欺下，瞒上欺下者必搞专制独裁。刘青山、张子善将天津地区搞成“独立王国”，对党内民主一贯采取极端反对的态度，把党委制变为家长制，重大问题不拿到党委会讨论，擅自作主，独断专行，违法乱纪，随心所欲。他们长期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形成了党内的特殊人物，根本不要、也不容群众监督，使下面老老实实做工作的同志经常提心吊胆。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自然会遭到一些忠诚的共产党员和正直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反对，于是这些人就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拔除而后快。

有人就剥削治河民工之事向张子善提出意见，张立即大行训斥：“你们站在什么立场说话？”当治河民工吃了本不该吃的坏高粱米得了肠胃病，张子善未表示些许关注，还威胁看守河堤的区干部：“三尺浪不许决口，否则，人头落地！”区干部吓得战战兢兢，日夜蹲守在河堤上，祈求老天爷千万别刮风。有人写信向河北省委控诉张子善，不但控诉书被他们扣压不能上达，就连省委组织部查询这一控诉的信件，也被他们蛮横扣压。

天津专区财委会一位办事员发现刘青山、张子善在出差报销中有问题，坚持原则，向张子善反映意见。张根本不听，还要压服。那位办事员不服，争吵起来，张气急败坏，咆哮：“你小小的办事员有什么了不起!”放言：“咱们走着瞧!”办事员不畏威胁，向省委和中央写信，控告刘、张挥霍浪费和压制党内民主。张子善没料到对方有如此胆量，感到事态照此发展下去有些不妙，真要捅上去，会惹了麻烦。于是便使出伪善伎俩，“屈尊”找对方谈话四次，恩威并施，多行利诱，进门便热情招呼落座，落座后便吩咐警卫员切西瓜招待，先关怀身体，次体贴生活，再询问工作，最后徐徐导入正题，无非是要对方“正面理解”领导意图，“充分体谅”领导的工作需要，打消向上写信反映的念头。谈话之外，张还托人给对方做工作，请其考虑是否换个更满意的工作，只要提出来，调哪去都行。那位办事员早已看透张子善的用心，不被诱惑，坚持要向上级反映控诉。

张见对方软硬不吃，恨得咬牙，干脆使出“杀手锏”，硬将对方给省委和中央的信件扣压了两个多月，直到刘、张案发，这些信件才得以“解冻”。

刘、张在天津地委专署，上至一起工作的地委领导，下至一般机关干部，稍不合心意，即想方设法进行排斥打击乃至陷害。最为阴狠毒辣者，莫过于二人对地委组织部副部长芦铁的险恶用心。芦铁不同意刘青山动用省里拨下的干部补助粮，这使刘极为不满，张子善不主持公道，扬正抑邪，反而助纣为虐，趁机附刘耳献密策：“你将芦铁调到安次县，让他当县委书记。眼看防汛任务来到，他完不成任务，定会犯错误，到那时咱们就撤他的职!”

历史的焊架已将刘青山、张子善固联铁定在一起，二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是许多人感兴趣的话题。

“1951年夏季，刘、张为调动工作问题，他们卑鄙无耻地上下左右拉拢，互相排挤，谁也舍不得这块‘肥肉’，都希望自己留下，对方调走，因而内部发生矛盾，致使他们机关生产的秘密也逐渐暴露出来。”这是刘、张案件调查报告及一位省委领导在一篇文章中都提到的一个事实。案发竟源于内讧，仅此一点，人们尽可以神领二人之间的关系了。

刘青山、张子善的关系，绝对谈不上忠诚与友谊，而是勾结与防范、互相利用又各怀鬼胎。由于二人长期共同作案，狼狈为奸时为多，一旦利益发生冲突，极端自私的本质皆暴露无遗，皆不认自家弟兄了。平时二人倒也相安无事，刘青山蛮横成性，张子善对其颇有些“敬而远之”，就是挨了骂，尽管“内心极不满”，却“当面无一言”。是有意拉开保持点距离，以在需要联手共谋时显得更同心协力？还是如常言说“神鬼怕恶人”，不愿为皮毛小事伤了和气误了大局？两方面因素或许都有。因此，但凡刘青山张嘴伸手，张子善无不设法满足其挥霍享受之需，前后奉款3800万元。当然，张没有从自己的腰包掏一分钱。张对刘一向“满应满许”，却又大耍两面派手法，暗中散布“刘消耗过多”、“太铺张浪费”等不满言论，好像他出于无奈，出于迫不得已，好像他自己是干净人——实际上被他享乐、挥霍、贿赂而贪污窃取的国家资财达1.94亿余元，比刘青山的1.83亿余元还多！

心灵的肮脏，必然导致行为的卑污，人格的低下。1951年夏，省委决定调刘青山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此事之前前后后，将刘张勾心斗角的心态暴露得一览无余。刘青山

临走时，以张子善为首的天津地委决定赠送他1000万元，加上买收音机 500万元，均从机关生产管理处支取，其他零星开支不计。这样，刘调走带款2800万元，汽车一辆。但临行前刘又犹豫起来，自知贪污浪费罪行严重，作贼心虚，也明白他的老搭档张子善的为人，因之寝食不安，挖空心思施展鬼蜮伎俩。刘在 6月28日的日记写道：“离津前把所有之帐弄个一清二白，不留后事……决不留空叫他们钻。”

“他们”者谁？大概不会是上级派去的检查人员，否则“留空”及“钻”之类字眼难以解释。能钻空者，非张子善莫属，刘青山看透了这步棋，为此临走时特意留下3000万元，密嘱他人看风使舵，预防后事；即或棋局无变，他还可收取此款，作为日后享受的“保险金”。

刘青山调到石家庄市后，所带汽车因省里有指示不许可，不得不派司机送回天津地委。刘借机又让人带回款1000万元，并给托付之人一封密信，言：“张这种行为，早为我所预(料)，因此我当时不把款代(带)着，作为预防他这种行为。省委若派人去你处检查时，可把那3000万向他们公开说明……为表示我不要此车，希你设法替我说句话：‘刘同志不要，张三番五次给他，叫他弄走，刘数次拒绝’……千万保守秘密，不使别人知道，因是密话私话，请你费神从深泥中将我拉出来吧。”

从信中内容看，刘、张的恶行劣迹已有所暴露，省里已派去或将要派去检查人员，他们已感到大事不好，犹如惊弓之鸟，分析“张这种行为，早为我所(料)”这句话，张子善似乎做了对刘青山十分不利、“出卖”“叛变”之类的事；而刘亦深谙张不可靠，到一旦有变时会翻脸抛弃他，故预先就留了一手。“替我说句话”肯定是临时现编的谎言，目的是开脱自己，有灰都往张子善脸上抹，颇有“你不仁我也不义”之意。昔日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刘青山，此时如此向下属摇尾乞怜，真不怕丢面子、掉身价！仅此一举，足见刘、张二人在政治上已完全变质，且掩盖真相，逃避罪责，两贼相猜，灼然可见!

         刘青山 曾用名刘顺山。                         张子善 1914年生。  

有一则外国笑话，题目叫“假朋友”：

两个朋友结伴徒步旅行，在穿过森林时，和一头巨熊不期而遇。其中一个人急忙把靴子脱掉，从旅行包里拽出一双带钉子的跑鞋换上。

“你这是干什么?”同伴惊奇地叫了起来，“你穿上钉鞋也跑不过这头熊啊!”

“谁要和熊赛跑!”那人答道，“现在我希望能跑得过你!”

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这样一对假朋友。

然而，他们二人都没能跑掉。

心全蚀

自然界有日全蚀、月全蚀，为难得的天文景观。蚀，通食，一解本指虫蛀物，引申为侵蚀、亏损；一解则地月相绕，时互遮蔽暗影，为日月之食。

人心亦有蚀。只要阶级社会中还有蛀虫和暗影存在。心蚀者，即内心之被蛀虫锓蚀，暗影遮蔽也!心全蚀者甚为罕见，然刘青山，张子善是也。

一个明媚的春日，笔者来到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8号廓坊市供销社驻津办事处采访。

据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此处原是张学良手下一名副官购置的房产，后卖给了一个恶霸当住宅，谓之“府第”。解放后，刘青山到天津地委工作不几天，就借口养病长期待在天津，直到最后事发被捕，一直住在这所宅院里，人称“刘公馆”。

马场道在天津颇负盛名。在旧中国，这里属英租界范围，一座座迥异独特的小洋楼鳞次栉比地掩映在浓绿的槐荫中，“巴罗克”、“哥特”、“罗马风”等式样的西洋建筑艺术风格，使此地极具异域情调。在解放前这里是天津市上流社会的高级住宅区，而18号又属其中出类拔萃者。

这是一处花园式的小洋楼。院内四处芳草青青，一条笔直的甬道从大门口通向前厅，显得幽静安闲。小楼共两层，样式奇特，充满贵族气。左侧两个廓柱拱抱着一个宽大的椭圆型客厅，身居其间可环览园内景致；左边二楼阳台探出，仿佛为检阅而设，可沐春光之明媚，可浴冬阳之温暖。楼内回廓曲折，装饰典雅华贵，木制地板楼梯，红漆打蜡，鲜亮照人，踩上去“咚咚”响，得趣生威。

多么豪华舒适的一个所在!

当年，刘青山一家居住二偻，一楼则是工作人员所住。

杨柳青镇的老镇民介绍说，虽然当年地委专署所在的石家大院是砖墙瓦屋，在当地已属上乘，但与马场道十八号比起来，则相差十万八千里了。作为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在大家都困难的时候，不住机关，不与大家同甘共苦，却搬到大城市去住洋楼，他怎么能这样心安！

文安、宝坻、霸县当时是天津地区水灾最严重的县，一些当年的灾民气愤地说：刘青山到天津两年多没见过我们老百姓的面，枪毙了他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个地委书记。他扔下老百姓死活不管，跑到天津卫住洋楼享清福，我们咋想咋不明白，共产党的干部哪能这样干！

在保定，在石家庄，许多人是刘青山的老部下、老战友、老同事、老领导，每谈及此事，无不感慨万分。一位在解放前曾与刘青山共同战斗多年的老领导为此叹息不止：

“战争年代，环境那样残酷艰难熬过来了。偏谁知，解放了，生活好转了，可刘青山变坏了，竟要这样干，这样干!”多么真挚深沉的话语!饱含愤恨，也有惋惜与沉痛。

刘青山的一位老战友曾对笔者讲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出差路过天津，顺便去看望刘青山。一到马场道十八号，就觉得不自在；等见到刘青山，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刘着一身毛料西装，足蹬明晃晃的黑皮鞋，俨然一副绅士派头。而他呢，一身机关发的灰布军装，粗底布鞋，加上赶火车跑得急，满脸灰尘汗水。再看看刘的住处，钢丝床、大衣镜、沙发，地板亮得能照见人影。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虽然刘青山盛宴款待，但他说感到心里别扭，对刘青山觉得陌生了。陌生到认为这是另外一个人、一个他与当年的刘青山豁出命来也要推翻也要打倒的那个阶级的“分子”。

一个可怕的感觉。

刘青山长住天津，理由是“身体有病”。有什么病，组织上不知道，机关的许多同志不明白，连刘青山本人也说不清楚。人们从未听说过他在天津住过什么医院，吃过什么药。但有一点，几乎全地委无人不晓，他们的书记有个大毛病：吸毒，且成瘾。

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竟然吸鸦片、抽“白面”、打吗啡，简直让人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