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区宙纬路三戒里4号，是个由七间青砖平房组成的小院。虽然从外表上看不出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可是，翻开历史的书页，便会发现这个小院子的不同寻常，它原来是革命思想的策源地，是进步学生的大本营，从这里，走出了好几位共和国的缔造者。

    “五四”运动的光芒，集中了所有涤旧迎新的热量，凝聚起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这些思想走在时代前面的进步青年，他们喊出“革心”“革新”“自觉”“自决”的口号，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灌输世界新思潮”的任务。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厂庵开会成立了天津爱国学生的进步团体“觉悟社”。由于当时女子师范、第一师范都在河北区，所以暂由一个女社员匀出一间房子作为临时社址，也就是今三戒里4号的这间房子（同年11月迁到东兴里）。这是一间十一二平方米的房子，里面只有一张书桌，一张折叠的饭桌，几把椅子和两张靠背椅。

    院内的两间东屋，是当年周恩来与社员研讨新思想的地方，社刊《觉悟》也是在这里编辑出版的。1987年，觉悟社旧址按原貌修复，辟做天津觉悟社纪念馆，当时的社员邓颖超题写了馆名。

觉悟社旧址

    觉悟社最初的社员，恰好是10男10女。男社员有周恩来、马骏、李震瀛、谌志笃、关锡斌、谌小岑、潘世纶、赵光宸、薛撼岳、胡维宪；女社员有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张若茗、李毅韬、周之廉、李锡锦、郑岩、吴瑞燕、张嗣倩。

觉悟社成员

    觉悟社组织严密，发展社员极其谨慎。他们用抽签办法，按照号码谐音取名，作为通信和撰文的笔名。邓颖超抽的是“一号”，就叫“逸豪”。周恩来抓的是“五号”，叫“伍豪”。

    觉悟社成立后，李大钊对它关怀有加。首次会议不久，他就应邀来津指导，嘱咐社员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等刊物刊载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李大钊还对天津男女同学打破封建礼教束缚，紧密合作的做法大加赞许：“你们10男10女一个社，真是个创造。”恰同学少年，青春激扬。但是觉悟社严格规定，成员之间不许谈恋爱。不久，一批社员被当局逮捕，学校在逼迫之下，无奈开除了社员的学籍，觉悟社刚满一岁便夭折了。

    1920年初冬，周恩来、刘清扬、郭隆真等人先后赴法国勤工俭学，马骏、谌志笃、邓颖超等人留守天津。虽然天各一方，但依然用各自笔名在天津的《新民意报》“觉邮”专栏上联系。社员们一直在心底吟唱着激昂的社歌：“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战争，青年齐努力，二十几个同志们，大家携手作先驱，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

周恩来

    共同的志向，残酷斗争的洗礼，让一束束情谊之花悄悄萌芽，最终有三对老社员结为革命伴侣：周恩来和邓颖超，潘世纶和李愚如，谌小岑和李毅韬。

    邓颖超曾在1988年以《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为题，回忆了在天津与周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你和我原不相识，姓名不知。1919年，在我国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卖国贼，要救亡图存。这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包括工农商的举国上下的最广泛的一次伟大爱国运动，反对签订凡尔赛合约。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间，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每当我遥想过去，浮想联翩，好像又回到我们的青年时代，并肩战斗的生活中去，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马宇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