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朝开始，天津就是畿辅重镇。明永乐二年（1404年），天津正式设卫，而“卫所”便是当时的一种军事建置。从“天津卫”到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再到八国联军侵华后的各国驻军，天津这座城市中便建立起了一座座的兵营。今天我们就来探寻曾经在天津这座城市安扎的兵营，听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

    很多人都这样说过：千年历史看北京，百年历史看天津。作为北京门户和军事重镇的天津——这座近代中国历史事件最集中的发生地，在这风雨沧桑的百年里，的确经历了不寻常的变迁。既然是军事重镇，那么天津的发展历程中自然就离不开军队和兵营。提到天津的军队，人们就会自然想到当年当过83天皇帝的袁世凯“小站练兵”。

    袁世凯“小站练兵”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成立新建陆军起，逐步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庞大的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史称“北洋派”。直到1928年国民党蒋介石新军阀取而代之，“北洋派”从产生、发展到灭亡，长达33年。从袁世凯窃据民国总统到僭号大元帅的张作霖垮台出关，北洋军阀的统治达17年之久。

　　从小站练兵起家的北洋军阀，爬到督军以上官职的有34人，其中出了4个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北洋军阀政府总理、陆军总长一级的有6人--段棋瑞、王世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天津长期居住过。

　　小站地区，东临渤海，居大沽海防要塞通往天津的中间，距天津仅60余里，离北京也不过300里，是天津的南大门，属海防要地，京津屏障，加之地域辽阔，交通方便，过去人烟稀少，宜于屯田养兵。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小站练兵，早已有之，并非始于袁世凯。

　　早在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青年将领戚继光为蓟辽总督练兵戍边，防御倭寇入侵中国，专设“督司”，负责南从山东杨家沟起，经天津小站地区，北至芦台一段的防务，当时小站地区已成为驻兵重地。光绪六年（1875年）调小站练兵，称“自强军”，当地群众称“老盛军”，设有7个营盘——盛字营、传字营、正营、老左盲、后营、前营、付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调“自强军”到安东与日军作战，全军覆灭。

　　1895年12月，清皇族大臣奕劻等会同军机大臣奏请改革军制，在天津成立一支“新建陆军”，保袁世凯负责督练，奉旨报可，袁世凯就成了中国新建陆军的主要创办人之一。

　　当时的练兵地点就选在新农镇，也就是今天的小站镇。袁世凯接收胡燏棻的“定武军”作为基础，在原来的4750人的基础上，又招募2500人，共计7250人。新建陆军仿效德国军队建制，成立督练处，聘请德国教军，进行近代化军事训练。

袁世凯练兵前后，周盛传、胡燏棻、张之洞、段祺瑞也都在这里练过兵。《新农草创图》上题的诗句概括了这段历史：“屯兵沮洳立营村，淮音北海话耕耘，卖刀买牛廿年后，村桥原树走新军。”

　　袁世凯小站练兵形成的北洋军阀集团，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军政实权。尽管有了这样一支“新建陆军”，也并没有能阻止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入侵。

1900年6月初，进犯北京的所谓“八国联军”，最初就是由八国驻天津的兵力组成的———天津租界内集结各国军队2000多人，其中有英军915人、俄军315人、美军112人、德军400多人、日军52人、法军150人、意大利军40人、奥军24人。他们图谋占据天津，进攻北京。列强之所以能够在一夜之间就集结大批军队，其实是因为他们在天津早已各设兵营，常年驻军。因而在天津形成了外国“兵营”、“营盘”之类的一些地名。

　　英国兵营设在英租界大北道，也就是今天的贵州路，市一中校址，占地124市亩，建筑面积23500平方米。最初驻军1000人，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达3000多人，司令官为少将军衔。曾经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居住在天津的英国老人布赖恩 鲍尔在他的回忆录《租界生活》中写到了那时候他看到英国的驻津部队轮换的情景：

一天下午，在维多利亚花园里，我看着一帮苦力正在用竹子和纸板搭建一座拱门。拱门从戈登堂一侧跨过维多利亚道，伸至另一侧的一个大商店。搭建这样一个拱门，是为了欢迎新的英国军团的到来。拱门搭好后，巨大的英文字母被固定在两端。在冲着火车站的一侧写的是“欢迎东约克军团！”的问候语，另一侧写的是“再见了皇家军团！”的告别语。整个拱门上都挂满了小的鞭炮。一连一连的英国士兵从拱门下穿过，绕过维多利亚花园，向右转入咪哆士道，朝兵营走去。

    在天津设立的各国兵营，除了后来的日本兵营和美国兵营外，人数都非常有限，主要是为了占据租界地和保护租界里的外国侨民。对此，金彭育先生讲道：

    (录音)从营口道到马场道、徐州道这块，就是英租界了。面积是最大的。往南走就是德国租界了。这几个租界都是有兵营的，比如德国租界的兵营就是现在的解放路解放南园后面那，现在是河西公安分局。英国兵营是比较大的，主要是市一中那块地方。还有日本兵营也比较大，主要坐落在海光寺那一带。现在仅存的4座兵营。还有比较完整的还有两个。一个是法国兵营，在赤峰道3号、5号。还有一个就是保持非常完整的一个，就是意大利兵营。坐落在原来意大利租界，现在意大利风情区，就是在民族路上，光明路上有个小的横岔。那是一个连拱形的建筑，建成在1924年到1925年，是罗马风格的。原来是2层的，后来又增加了一层，变成3层。那个建筑保持的非常完好，后来修复之后还是保持了原来的样子。

                       （天津赤峰道3号，5号）

    金先生提到的意大利兵营不仅是天津意式风情区内的唯一一座军事建筑，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幢意式风格建筑。天津的意租界是1900年底意大利以“为了有效地保护意大利人在商界及航运方面的利益”为由，先命意大利驻天津的士兵抢占，然后逼清政府在1902年予以承认的。意大利兵营建于1925年前，是典型的古罗马风格建筑造型，红砖砌筑，原建筑东至水西村饭店西抵民族路，北起建国道，南临光明道，现有主楼四层，东配楼四层、西配楼三层，光明道大门平方数间，占地面积4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建筑平面为“∩”型。面对光明道的主体建筑，前檐为大拱券式通廊，拱窗明廊，外观壮伟，原为三层，首层为办公房屋，二、三层为士兵宿舍，楼前空地为操场。东西两侧也是三层建筑，西侧建筑临民族路，原为军官宿舍，东侧的部分房屋为牢房和禁闭室，曾关押中国人。解放后，部分增建一层，与原风格迥异。这个兵营曾驻扎意军一个混成旅，官兵近千人。今年已经80多岁的金爽老人还依稀记得她从意国兵营门口路过时里面操练的情景：

    （录音）路过意租界，意租界，意国兵营叫回力球场，就是工人文化宫那附近，还不是工人文化宫那个地点。就是操练占中国的军队。都穿着军装。他们操练，我坐着黄包车，跟同学，两个人从那过。他那嗷嘿的，一二一二的练操，每天都练。

在天津的外国兵营中，美国兵营是规模较大的一个，而且也是故事最多的。最早的美国兵营是在海大道（也就是今天烟台道1号），到1917年迁到了今河西区界地，俗称：“美国营盘”， “美国营盘”北临九江路，南临广东路，东迤浦口道（也就是今天天津市医科大学河西院附近）。

(美国兵营)

　　美租界较比英法租界没有形成规模，到1900年它区域内的规划建筑以及管理机构还是一片空白。虽然租界没有形成规模，但是美国在中国内的驻军从来没有削减。

　　美租界在1862年（清同治元年）划定后，到1888年美国主动向清政府提出了“归还租界地计划”，并向清政府示好，当时腐败的清政府没敢接收本属于中国自己的土地。到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各国在天津掀起了设立和扩张租界的狂潮。这个时候，看到其他国家疯狂地圈地划界，美国有些后悔当初“退还租界”的决定，又一反常态，要求“索回”其租界，并为此照会清政府外务部。

　　由于英、德两国对美租界觊觎已久，清政府的大员们当然对“退还租界”一事不敢贸然应允，急令天津海关道黄花农征询英、德两国的意见。美国对清政府的这一举动大为恼火，向清政府外务部又提出抗议。为了这131亩中国领土的隶属问题，李鸿章周旋于美、英、德三国领事之间。1901年11月，美国政府再一次表示要放弃在中国的租界，才使这一争执缓和下来。实际上，再次做出放弃的决定，完全是因为美国国会通过了“不能在海外设立殖民地”的法案，所以美国政府才不再坚持收回租界。

　　当时，英国作为最早在天津建立租界的国家，其区域内的市政建设都领先于其他几国租界。几年来，由于美租界没有管理机构、社会秩序混乱，令英租界工部局头痛不已，英租界当局一方面想恢复这个地区的秩序，另一方面也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于是双方没有经过中国政府，开始了秘密交易。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英方在获得了美租界控制权的前提下，接受了美方提出的六项条件，并达成了《转让租界协议书》。

　　1902年10月23日由天津海关道布告声明：美租界归英当局管理。英国工部局也以这一天作为其合并美租界的正式日期，有形的美租界从天津正式消失，而无形的是美国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影响。从1862年美国在中国设立租界后，其在中国的驻军就没有一天没有过。天津的美国兵营自建成起最多时驻有官兵2000多人。

    回忆起1862年到1917年间设在海大道上的美国兵营，于铁丘先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录音）我认识一个过去的司机，姓卢，卢叔叔，我那时候小，管他叫卢叔叔。他过去就是烟台道附近一个小修理厂里的一个小徒工。他呢就跟烟台道兵营里的那些美国兵，这个人因为性格比较活泼，好打招呼，好来往，一见面，什么hello什么的，好些美国话也学会了一星半点。他和美国兵混熟了后，美国兵还拉他到兵营里，一块打乒乓球，打篮球。这个卢叔叔乒乓球打的特别好，然后一来二去和那些美国兵熟了，美国兵开的那些吉普什么的，他也过去乱动乱摸什么的。美国兵呢，还挺高兴，还教他开车。后来他当了司机，他开汽车就是和美国兵学的。

1917年，美国兵营搬到了今天的河西区广东路附近，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了美国兵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美国人“收回”了兵营。

由于美国人天生性格开朗，外向，适应和融入陌生环境的能力比较强，因此当时在天津的美国大兵们和中国人的接触也比较多，于先生回忆说：

（录音）当时广东路，就是现在卫校，医大二附院那个地方，过去就是个美国兵营。当时他们也有纪律，美国兵营里的美国兵不许随便出来，结果周围有摆小摊的、卖煎饼果子的、卖糖堆的、油炸臭豆腐的，美国兵看着都特别新鲜，想吃。可是他们又不能出来，怎么办呢？他们就从铁栏杆里看咱们马路上玩的小孩呀，把他们招过去，然后就随随便便拿他们自己的大衣呀、望远镜呀，反正就是他们的军事物资吧，什么小饭盆呀，还有美国罐头，叫那些小孩给他们换煎饼果子，换臭豆腐，换糖堆吃，换蹦豆果仁什么的。他们兵营里有纪律，很多时候不能出来，可是正好那时候旁边有这些，烤山芋的什么的，他们就叫小孩拿东西给他们换，那些美国兵吃完了都挺高兴。

也许你不知道，有许多美国历史名人年轻时代曾经在天津度过：第31届总统胡佛于1899年偕夫人到天津，任开平矿务局总工程师。他们夫妇能说一口流利的天津话。另外，二战时期盟军将领、后来曾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以及将军史迪威、包瑞德、魏德迈、谢泼德等人，都曾在天津美国兵营担任军官，后来参与国共和谈。金彭育先生还讲了一个有关美国的五星上将马歇尔在天津发生的故事：

（录音）马歇尔这个人是后来出任美国国务卿的一个五星级上将，他曾经在天津市就当过……他是1880年生人，1959年去世，在天津当过15步兵连的执行长，当时也就是代理团长吧。20年代在天津，跟天津的一个木匠还有点友谊。这个木匠叫侯广禄，那个事情就发生在24年左右。这个侯广禄就是一个木匠，学完徒出事以后就在现在九江路开了一个广泰木器铺，基本也就是他自己干活，还带两个小徒弟。但是他活特别好，很有声望，天津人叫“小健子”活，就是小家具做的特别精致，特别是中国传统家具做的特别好。当时美国修配一些家具，都是这个广泰木器铺来承接的。后来就跟马歇尔熟了。马歇尔当时是个军官，他们两个熟了。1927年，马歇尔就调离天津了，这时候，他跟侯广禄两人经常来往，就说‘你给我做点活吧’，有点纪念品的意思。他一共做了3件东西。一件就是中式的炕上的被格子。就是中式的都是炕，炕上旁边有一排柜子，就是被格子，搁被的地方。这东西只有咱们中国有的。第二件就是一个剃头挑子，第三件就是卖乌豆的那个圆形的挎桶，跟现在提盒的那个还不完全一样。这三样东西做完之后，做得非常精致。侯广禄精心制作，还配齐了铜活，皮跨带，还刷了好的漆。刷完后，马歇尔看着非常喜欢，就把这些东西，后来马歇尔就把这个剃头挑子和卖乌豆的这个圆形的挎桶就送到了美国的一个民俗博物馆，据说是费城的一个博物馆，作为珍品展出了。那个被格子他就摆在他们家非常明显的一个地方给大伙看。这个也是一个中美友谊的小插曲。后来在1946年，马歇尔再次来到天津的时候，就住在利顺德大饭店，办公地点就在原来的乡谊俱乐部，现在的干部俱乐部南楼。经常从原来的美国营盘的地方经过，看看那个地方，有几次还下车漫步重游，在南楼那个地方，马歇尔还接待了侯广禄的儿子，叫侯振鹏。他父亲那时候可能去世了，他跟侯振鹏还见了面，马歇尔还能蹦蹦达达说几句中国话，他还写了封推荐信，推荐侯振鹏去北京辅仁大学社会学系上学。这个事最后没成，可是说明他这个友谊。

　　其实，在所有曾驻天津的兵营中，日本兵营的面积最大，进驻的时间也最长。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的日本兵营也在天津人的头脑中烙下了最深刻的烙印。在下一期的《城市记忆》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天津的兵营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