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在汉语里是双音节的单纯词，是小街小巷的意思，只用于北方的城市。这个词始见于元代，源于蒙古语“荷特”，就是“水井”的意思。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城镇地名中以“胡同”作通名的约占地名总数的60%以上。凡用“胡同”作通名的里巷，一般都比较狭窄，人口稠密，两侧多为平房。

　　天津市最大的“胡同”，就是红桥区东南部的“大胡同”、“大胡同”清道光年间成街，原是南运河与子牙河两座浮桥之间的一条通道。因在南运河北岸，短似胡同，初名“河北大胡同”。1918年南运河裁弯使大胡同位置改在南运河南岸，改为今名。建商贸城之前的“大胡同”长467米，车行道宽22.5米，西侧人行道宽9米，东侧宽2米，是连接河北、红桥、南开三区的枢纽康衢。这种名实不副，是城市建设历史发展之使然。对天津胡同名进行分类研究，是一项很有趣的工作。

　　有些胡同名是以地形地势为名的，例如：南开区东起张自忠路西至天奇庙大街有长420米的“袜子胡同”，因胡同弯曲形似袜子而得名；红桥区北门外大街的“耳朵眼胡同”宽仅2米。城里二道街原有“裤裆胡同”，名字粗俗，直至清光绪元年（1875年）因住在这条胡同的张家子弟乡试考第一名（称解元），而改名“解元里”。此类地名还有南门东的“葫芦罐胡同”和西门里的“九道弯胡同”等。

“津卫大狮胡同”

张绍祖 2004-09-25

　　天津是严复一生寓居最久的城市，他在天津整整生活了20多年，曾称自己是“三十年老天津”。天津是严复的第二故乡。严复故居在哪里？笔者近十多年来曾翻阅有关资料，访问天津地方史的老学者，并进行了实地考察。

　　1992年6月4日，笔者在天津文史研究馆向地名学家王翁如请教严复在天津故居，老人十分肯定地讲：严复故居在东门外宫北大街大狮子胡同，其门口有狮子。1998年笔者在王翁如编著的《天津地名杂谈及其他》一书中“大狮子胡同”一节里看到：“天津以狮子为胡同的地名不知有多少了。什么大狮子、小狮子、石狮子等胡同，但都是有个不足二尺大小石狮，镶在附近墙壁上面得名的。这条呢，坐落在东马路到文化街上，长160米，宽不足6米，也是在墙上镶有个石狮子而得名。（石狮在古代也称“辟邪”——梵语，意为大狮，置于门外能镇魔驱邪）。清末著名文化人严复（1854～1921）曾在这里住过……”王翁如在为《今晚报》等报刊撰文中也多次提到严复故居就在东门外宫北大街大狮子胡同。笔者与王翁如同住小海地10余年，经常来往，又多次谈及严复故居，王翁如对有人说严复故居在粮店街大狮子胡同予以否定，他从其长辈所传说和亲自考察认定严复故居在东门外宫北大街大狮子胡同。

　　1894年10月3日严复在给陈宝琛的信中写到“从者如有赐覆，径寄津水师学堂或津卫大狮胡同大甡字号后严公馆当不失也。”（见王拭主编的《严复集》第三册书信中第501页）笔者认为当时“津卫”所指是天津老城及临近老城的地区，与现在所说“津卫”、“津沽”、“沽上”、“津门”是天津的代称不同。当时的粮店街大狮子胡同则称天津河东粮店街大狮子胡同了。笔者认为王翁如的考证可信。

　　去年7月，南开区政协文史委曾组织区政协委员拜访从1939年起就住在东门外宫北大街大狮子胡同2号的鲍家驹老先生，其父鲍馨远，解放前曾任天津警察局八分局局长，解放后曾任市政协委员、市文史馆馆员。鲍家驹讲解放前在宫北大街和大狮子胡同交口处的西南角，有一家小书店叫“大甡”书店，面临宫北大街。

　　去年8月经过专家学者多年、多方面的调查考证初步确认天津市南开区古文化街大狮子胡同一号是严复在天津故居遗址。

　　1880年严复应李鸿章之邀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当时没有带家眷，后升任会办（相当于副校长）、总办（相当于校长）等职，工作了整整二十年，为北洋水师学堂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883年前后，严复才把母亲、妻子王氏和长子严璩接到天津共同生活。在大狮子胡同的“严公馆”，严复一家生活了十六个年头。母亲和妻子分别在1889年和1892年病逝天津，1892年在天津严复又娶江莺娘为妾。从小在“严公馆”长大的严璩，在1895年由天津去了英国留学，江氏在“严公馆”，生有二男一女。1899年邻家失火殃及“严公馆”，“严公馆”被毁后严复一度搬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德源里居住。2001年9月，笔者查阅了《天津市和平区地名录》并实地考察，和平区历史上有3个德源里，其中东起建设路，西为实口，现名建设路源茂里的德源里（唐山道和保定道之间），属于旧英租界，该里有5个门牌，为二层小洋楼，可能是严复旧居所在地，到底几号曾是严复旧居尚未考证出。

脚行胡同

谭汝为 2002-07-10

　　天津卫老地名中称为“脚行胡同”的，至少有两处，一在河北大街，一在中山路。

　　1982年，前者更名为新胜利胡同，后者更名为自强胡同。新胜利胡同西北口是河北大街，东南至普乐大街，长170米，宽3米，呈弓背形，两侧为砖平房。

　　原脚行胡同最初的居民，就是被封建把头剥削的搬运工人。电影《六号门》和现代京剧《六号门》，都形象地描写了搬运工人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脚行”是旧时代天津城区搬运业的地段性垄断组织。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天津建立了最早的私人“脚行”——同善首局。它原是一个“水会”，主要工作是救火，兼做搬运零活，后逐渐演变为脚行。天津早期脚行主要集中在三岔口、针市街、海河码头和盐坨地区等。

　　清朝初年，天津县衙在城厢的四座城门成立“四口脚行”，就是官办脚行。后来脚行的把头们勾结官府，分界把持，形成封建割据的把头制度，大把头多为恶霸，残酷盘剥搬运工人，欺压百姓，臭名昭著的汉奸袁文会就是天津脚行把头的代表人物。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全市有脚行227处，大小脚行头目3000余人。解放后，人民政府组织了反把头斗争，彻底摧毁了历时200多年的封建脚行制度。

市区最老的胡同

张仲/文 2002-06-19

　　天津市区最老的街巷，地名仍沿用的，当属侯家后。在清代嘉庆十五年（1810年），侯家后有一名文人李湜（字怀芳），曾在自家门前贴出一副对联：“天津卫八十三岁铁汉子；侯家后五百余载旧人家。”从嘉庆十五年上溯，到清代开国的顺治元年（1644年），是166年，加上明代共276年。明、清共442年，还不足“五百余载”之数。凑足这个数，当再加上60年，已经到了元代武宗当朝的至大元年，即1308年。这也就是说，侯家后有人家居住，至少是在元代初年（武宗海山是元代继世祖忽必烈、成宗铁木耳之后第三位皇帝）就形成了。

        而侯家后通向河边（南运河）有许多南北向的小胡同（如归贾胡同），有的甚至是曲折蜿蜒的小胡同（如九道弯胡同），是侯家后（前街或中街）所属，应是天津（元名直沽）最老的胡同之一。

        如果说“不叫胡同不算数”，那么，据我所知有一条“仓门口横胡同”，属南开区。到1985年天津市公安局《街巷名称簿》上，仍登记有门牌1－5号。

　　这“仓”是指明代天津的三仓：天津卫“大运仓”；天津左卫的“大盈仓”；天津右卫的“广备仓”。建立三仓的时间，是明代宣德十年（1435年），即天津设卫筑城后的31年。因当时明廷在天津卫设立户部分司（设于户部街上），派“主事”一人“督理粮饷”。三仓即是储存粮饷的库房（李自成进京时，三仓已被天津卫防海兵“焚毁无遗”）“仓门口”是三仓通向鼓楼东大街的粮道，也是南运河漕粮在“大口”登岸，然后运进东门里，进入三仓的大门。

        天津最老的胡同，多依托于明代的衙门，但很少称胡同，而名“箭道”。如镇署西箭道的总兵官署（即镇台衙门）设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其西侧小巷即名“镇署西箭道”；但镇署前有一条死胡同，却名“镇署前实胡同”。镇署衙门旧址，是天津卫衙署，1404年设卫时已存在。

        老城里还有一条“大费家胡同”，在设卫时来天津的军事要员而入天津籍的，有费胜（嘉兴人）一家，其后人世袭其官职，也居住在这条胡同里。这条胡同应说是与建城同龄的。

罗底铺胡同

谭汝为 2002-06-19

　　罗底铺胡同，清康熙年间建；北起西门内大街，南至福利巷；长337米，宽2.1米；沥青混凝土路面，两侧为砖平房。乾隆年间，当地居民郑宜昌在那里开设“美庆成罗底铺”，后以“罗底铺”为里巷地名。

　　郑氏是制作罗底的世家。所谓“罗底”就是罗米面用的器具底部的网状物，由蚕丝、铜丝或马尾等编织而成。当年，几乎每个家庭都备有筛米罗面的罗。但后来，这个传统手工行业，因粮食加工走向机械化而逐渐式微。

　　在天津卫老胡同中，以手工业店铺、作坊为名的并不少见，例如老油铺胡同、麻刀铺胡同、铁铺胡同、席铺胡同、糖房胡同、碾房胡同、麸房胡同、酱房胡同、油坊胡同、鞋作坊胡同、纸作坊胡同、粉作坊胡同等等。从中可以窥见——当年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手工业作坊的布局，及其发展的历史状况。

　　罗底铺郑氏后人郑菊如先生（1866～1954年）是津门著名的经学家、古文字学家。郑菊如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回国返津后创办崇化中学，曾任南开学校讲师和学校董事会董事，为天津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老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应聘入京。郑先生1954年病逝，终年88岁。

大费家胡同

谭汝为 2002-06-12

　　大费家胡同位于南开区东北部，北起东门内大街，中与二道街、香店胡同相交，南至旧县署后街。长362米，宽4米，建于明代。两侧有两幢二层楼房，余为砖平房。关于胡同得名有两种说法，一是因此处为明朝费敬佥事的故居而得名；二是在巷内有相传刺死李自成部将李虎的明朝宫人费贞娥的故居而得名。

　　因第二种说法颇具传奇色彩而更为人所知。《津门杂记》载：“费宫人故里，在东城内，今名费家胡同。”民国年间曾在胡同口立了一个牌坊，上书“明费宫人故里”，由著名书法家华世奎书写.解放后，此牌坊被拆掉。

        其实，费宫人故居在大费家胡同，只是一种传说，并无确切的历史材料可以证明。清朝嘉庆年间，天津诗人梅成栋写的《明费宫人故里歌》云：“青史模糊考未真，人言故里在瀛津；门楣想像今何在，委巷犹标姓氏新。”指出费宫人的籍贯生平模糊不清，难以确考。清人陆次云在《费宫人传》中说：“费宫人年十六，未详其何地人.德容庄丽，……”因此，说费宫人是天津人，只是民间的一种推测性的传闻而已。

日升当胡同

谭汝为 2002-05-22

　　日升当胡同是城厢一条狭窄而又闻名的小胡同，北与卞家前胡同相连，南至东门内大街，中间与拴马桩胡同相通。这条胡同属于派生地名——清朝光绪初年，商人吴日升在东门里开日升当铺，当铺以老板名字命名；而胡同因位于当铺东侧而得名。清朝中叶开始，天津当铺业开始兴盛，天津民间俗语“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周瑜当当——穷都督（嘟嘟）”等都是佐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侵略者在老城里焚烧抢掠，商家居民损失惨重。日升当铺也被抢掠一空。民国初年，城里四条主干街道（即东门里、西门里、南门里、北门里）上，有六家当铺——中昌当、德华当、元和当、同聚当、和顺当、福源当。其中的同聚当铺就是由老日升当更名的。

        天津卫以“当铺”命名的街巷，还有河东区王庄子大街的当铺胡同、红桥区西于庄的当铺西街、侯家后的广盛当胡同、河北区十字街的鼎昌当胡同、货场大街的东祥当东胡同等。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与其他以当铺派生地名相比，“日升当胡同”有两点特殊之处：一是日升当铺可以改名，但作为派生地名却仍称日升当胡同，并不随店名而改变；后来这家当铺改为民居，而胡同名仍痴心不改。可见历史地名一旦定型，就带有稳固、连贯的特性，很难贸然更易。二是人名（吴日升）、店名（日升当铺）、地名（日升当胡同）三位一体，这在天津卫地名中是极为罕见的。

以特殊标志物为名的胡同

谭汝为 2002-01-16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天津城区地名中以“胡同”作通名的地名，约占地名总数的60%以上。

        一般说来，当年胡同的命名是比较随意的，既不用专家反复论证，也不必申请审批注册。新聚落一旦形成，三五家住户凑到一起，“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狭小的就叫“耳朵眼胡同”；弯曲的就叫“九道弯胡同”；有棵大树，就叫“大树胡同”；对着水沟，就叫“流水沟胡同”；有一间白色的平房，就叫“白房子胡同”；地处河边，邻近摆渡，就叫“摆渡口胡同”；出门对着桥，就叫“桥口胡同”；毗邻体育场，就叫“球场胡同”等等。

        天津卫用所在地特殊标志物为胡同命名的，很为多见，例如：以建筑物命名——瓦房胡同、牌坊胡同、牌楼胡同、照壁胡同等。以植物命名——四棵树胡同、槐树胡同、藤萝架胡同、窝瓜园胡同等。以物品命名——磨盘胡同、电线杆子胡同、洋井胡同、石狮子胡同、大狮子胡同、拴马桩胡同等。以自然环境命名——金鱼池胡同、大水沟胡同等。

        总之，这些地名突出了胡同环境中与众不同的标志物，特征突出，豁然醒目，语言通俗，明白晓畅，便于记忆，利于辨识，易于寻找。

张家街　李家巷

谭汝为 2002-04-18

　　　老天津卫带“家”字的街巷地名特别多，如“胡同”、“街巷”，乃至“楼”、“院”、“房子”、“大墙”、“门”、“栅栏”等民居建筑类通名之前，总喜欢挂上“张家”或“李家”的专名。例如“胡同”——范家胡同、项家胡同、朱家胡同、尹家胡同；“里巷”——马家巷、毛家巷、赵家巷、蔡家巷；“楼”——白家大楼、郑家大楼、屈家小楼、王家楼；“大院”——班家大院、柴家大院、季家大院、焦家大院；“房子”——丁家房子、宁家房子、凌家小房子、李家小房子；“大墙”——卞家大墙、黄家大墙；“门”——高家大门、华家大门、金家后门、毛家后门；“栅栏”——沈家栅栏等。

        此类地名还有以“园林”、“桥”、“堤”、“渡口”、“码头”、“场”、“口”、“台”、“弯”、“嘴”"、“沟”等经过改造的自然物作通名的，例如“园”——吴家园、孟家园子、黄家花园、张家菜园；“树林”——孟家树林、张家树林；“桥”名——丁家桥、刘家大桥、崔家大桥；“堤”——姜家河堤；“渡口”——宣家渡口；“码头”——万家码头、崔家码头；“场”——华家场、曹家大场；“口”——唐家口；“台”——李家高台、姚家台、姜家台、沈家台；“弯”——唐家弯、王家弯胡同；“嘴”——梁家嘴、霍家嘴、杨家嘴、吴家嘴；“沟”——陈家沟、杨家沟头等。

　　还有标明职业带家族姓氏的地名，第一种是把职业置前而把姓氏居后，如粉汤刘胡同、茶叶王胡同、银罐王胡同、鸡鸭李胡同、血料王胡同、捞纸张胡同、帽刘胡同、杠张胡同等。第二种是姓氏居前而职业置后，如郭家水铺胡同、单家面铺胡同、孙家粉房胡同、魏家布店胡同、李家碾房胡同、赵家糖房胡同、李麸房胡同等。

        总之，这类地名的姓氏，多为最早在此定居的某一家族，既有达官巨贾，也有平头百姓。至于地名中标明职业的家族，却清一色都是市井商贩或民间工匠。

绿色街巷名

谭汝为 2002-04-11

　　天津卫老地名中以植物命名者很多见。北宁公园（宁园）的前身名叫“种植园”，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为了兴办北洋实业，决定开设工业原料实验研究基地，委派周学熙选址筹办。次年，在今北站外地区开湖建园，种植了桑、榆、枣等各类树木以及棉、竹、葵、茶、菊、菱、荷、瓜果、蔬菜、谷物等经济作物；还饲养鸡、鸭、猪、羊，养鱼、养蜂。这个种植园风景清幽，成为当时津门文人雅集唱和之处。种植园于1931年与毗邻的河北省第一博物馆合并，改建为公园。北宁铁路局将其毗邻土地转赠公园，并取“宁静致远”之意，更名为“宁园”。“种植园”这个名字和这段史实，于今已鲜为人知；但是，北站外“种植园大街”这个地名，还隐约指点着沧桑情怀。另外，红桥区勤俭道“植物园东里”这个地名，也给人带来一股浓绿的视觉感受。

        天津卫以“林”为名的地名，以位于河北区南部的“小树林”最为著名。清末，此地有一片繁茂的树林，后建成居民区，人们习称“小树林”。另如：西青道附近的张家树林大街、北运河东岸的孟家树林大街、旱桥附近的北竹林大街、大沽南路的柳林路、挂甲寺附近的丛林胡同、贵阳路的植林里等。以“树”命名的地名——东门里的大树胡同、金华园大街的北大树胡同、河北粮店后街的贾家大树胡同。另有四棵树胡同、杨树胡同、槐树胡同、椿树胡同、榆树里、劲松楼、松树里、松柏巷、大翠柏村、柳荫路、万柳村大街、三槐里、槐荫里、树槐里、黄杨里、绿杨里、绿杨村、桃园里、桃园村、桃源胡同、桃花堤、桃花园、桐荫里、同椿胡同、樱春里等。以植物命名的地名——荷园里、花莲里、翠竹里、竹山路、竹林里、竹荫里、竹园里、芝兰里、葵花里、山菊里、藤萝架胡同、窝瓜园胡同等。

        这些绿意盎然的街巷命名，昭示出天津人浓厚的环保意识，以及对美化家居环境的历史追求。

天津南市带拆的胡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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