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亥革命以后，山西票号逐渐衰落，华商银行纷纷设立，如盐业、金城、中南、大陆银行等先后在天津设立分行。到了1925年，清末不及10家的华商银行，已经增到40余家，其中15家银行将总行设立于天津（注：罗澍伟：前引书，第397页。）。这些新式银行从设立之初始，把主要业务放在与政府投资密切相关的事业上。如盐厘、俸饷银、地丁等的汇兑业务，对于一般商人则采取抵押贷款方式，使他们难以利用银行开展商务活动。至于钱庄与华商银行之间，虽有业务上的竞争，但要扩大资金融通，双方非维持互相密切的金融协力关系不可。这是因为：
其一，华商银行设立之初，对银行业务熟悉的人才不多，银行业务基本上近似钱庄，所以将经营管理人员与业务骨干从天津钱庄人士中选聘，银行界的人士也投资兴建许多银号，因而银号与银行人士、资金往来十分频繁。就钱庄人士的交流而言，在银行的经理或副经理中来自钱庄的人不少。例如，盐业银行经理张松泉、副经理石松岩，金城银行经理阮寿岩、副经理王向宸、夏采臣，大陆银行副经理齐少芹，中南银行副经理陈汲三、李云波等（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07、115页。）。民初银元在中国货币市场广泛流通，但银两仍然以记账单位通用于中国商业界，这使银两为记账单位的钱庄势力大为加强，故银行不可忽略申汇收交、同业清算、买卖银洋的交易等业务。这些业务均属于钱庄的业务范围。天津各银行经常委托银号代为收取票据，收交申汇与买卖银银洋等。因此，银行与钱庄的双方关系愈来愈密切（注：王子建等：前引书，第41页。）。后来，大生银行董事长魏浚泉、经理张鸿卿，盐业银行董事刘绍艺、经理张松泉、副经理石松岩等，分别合伙投资开设永丰、中和、永孚、永豫、英济、和丰等大型钱庄（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07、115页。）。银行与钱庄的人士交流，促成双方间资金交流，因此当市面银根紧张时，钱庄可向关系密切的银行办理拆借款项，银行成为钱庄的可靠后台。
其二，如前所述，银行实行抵押贷款策略之后，难以吸收一般商人的存款，因此银行为吸引商人的资本，采取通过钱庄贷款的办法，为此银行与钱庄建立同业存放款往来账户，将巨款存入钱庄，小则四五万元，多则十余万，最多达三四十万元（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07、115页。）。银行虽然未有将款直接贷放予一般商人，实际上天津商业界利用钱庄向银行拆借巨款，故银行与天津商业界之间存在密切的金融关系，如果在天津市面一旦发生萧条局面，有可能直接影响到银行业务，所以银行业公会在金融恐慌发生时不得不积极与以钱庄为主的钱业公会经常联合，以维持天津金融市场的稳定。例如，1927年协和公社倒闭，1928年中华汇业银行倒闭，牵动金融市场，引起极大的恐慌，两个公会联合筹资接济，临时融资，抵住了这一次金融风潮。1927年的金融恐慌是天津有史以来最大的倒闭亏欠案，亏欠全市金融业的债务达700余万元之巨。其中，欠华商银行款约占60余万元，欠外商银行华账房款约占50余万元，欠钱庄款约占20余万元（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07、115页。）。同时，被拖累倒闭的金融机构有中元实业银行，德华、中法工商、远东三家外商银行华账户，钱庄有开源、广豫、元吉、东孚、义聚、义成6家（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07、115页。）。
民初银行势力无法与钱庄势力相抗衡，在1927年的金融恐慌时，华商银行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交通银行为改革不合理的金融习惯，建议建立票据交换所。但如果成立票据交换所，则钱庄会取消与银行沿用近50年的拨码方式，因而无法吸收华商银行存入的同业存款。钱业公会因业务上的利害关系，反对票据交换所的设立，华商银行对于钱业公会的反对，唯有束手待毙。由此可知，民初天津钱庄在天津金融界的地位有多高。
20世纪前后，天津钱庄采用拨码方式以后，开始与外商银行金融往来。庚子事变以前，天津商品交易数量不多，金额也不大，一般都是现金交易，因此钱业同业川换往来亦采用白天计数，晚上用现金冲算的办法（注：刘嘉琛、谢鹤声：前引文，第194页。）。随着天津商业繁荣与交易金额增大，钱庄业务也随之扩大，资金往来日益增多，使用现币交割与拆借极为不便，自钱庄开始改用拨码方式后，仅差额用现币交割。不久，差额也不用现币，而是利用外商银行华账房的竖番纸转账。于是同业川换往来由原来的当天冲算方式改为次日早晨与外商银行华账房用竖番纸冲算账款办法（注：刘嘉琛、谢鹤声：前引文，第194页。），并以此加强与外商银行的金融往来，使外商银行的资金易流通于天津市面。上海钱庄早就通过向外商银行透支或抵押贷款，以融通资金，天津钱庄则与外商银行未有直接金融往来。天津外商银行以洋行作为主要顾客，如果要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则都只依赖买办，未与中国商人直接交易。外商银行华账房的买办，通常须运转巨额的资金，因而基本上非富豪大贾不可，故经常有钱庄的股东或经理兼任之（注：（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侯振彤译：前引书，第208-210页。）。天津钱庄与外商银行买办此种关系，有助于使外商银行资金易流通天津市面。如果钱庄偶遇资金周转困难，可向关系较为密切的华账房拆借。另外，平常各钱庄为冲算账款，必须将巨额流动资金存储于华账房，其数额达数千万元（注：《天津金融市场之奇观》，《银行月刊》第7卷，第9号，转引自罗澍伟，前引书，第408页。），故天津钱庄使外商银行华账房加强了资金实力。
总之，民国前期钱庄与华商银行及外商银行的相互依赖与利用关系，对钱庄资本的扩大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且借资金实力的增进，谋求扩大钱庄规模与其业务范围。
四 天津钱庄的繁荣与通货秩序的变化
清末中国维持自由放任的货币政策，因而多种货币流通于中国，如元宝银、小银、银票、两钱、银元、小银货、铜元、铜钱、银票等，另外还有日本、俄国、墨西哥等外国货币。这些货币，不论采取何种方式，都按实价通用，与其铭记的价格关系不大。又其兑换价格未有固定的法定比率，只依当地货币市场的供求缓急而变化。客户都委托钱庄代办，故钱庄代客户办兑换业务，以大获其利。民国以后，在天津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已只有银元与铜元。当时市面售货，虽然通行银元，但市场货价、外埠汇兑与洋行结汇，则仍使用银本位。因此商号调动款项，必须通过以洋（洋钱即银元）易银或以银易洋的手续（津市叫作买卖洋钱，上海叫作洋厘）（注：陈宗彝：《解放前天津金融市场的变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79页。）。他们把这种手续委托钱局代办，故钱局的业务由过去的银钱互换一变而为银洋互换。民国前期虽然银元广泛流通，但就以钱庄的业务而言，与清末的状况相比，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不同。过去钱庄在代办银钱兑换中获取暴利，而现在则代办银洋兑换中牟取暴利。另外，钱庄在存款方面也有所利处，原先钱庄接受客户银元存款时，必照厘市扣去一毫二忽五，然后设计为银两起息：支出银元时，亦按厘市扣除一毫二忽五计算，出入之间，每万元银洋，钱庄可获三元四角左右之利润（注：杨荫溥：《杨著中国金融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41页。）。故民国初期银两为主的金融秩序，对钱庄的兴盛颇有助益。
除洋厘以外，天津钱庄代工商客户办理申汇业务中也大获其利。申汇是天津与上海两地的电汇，汇兑方法分为银两汇兑与银元汇兑（注：山西票号倒闭以后，民初经营汇兑的机关以邮局、银行、钱庄为主体，其他有堆栈业、转运公司等，汇兑的方法有票汇、信汇、条汇、电汇等，钱庄主要经营票汇、信汇、电汇的三种方法（参见郎仙洲：《银钱业撮要》，天津，1933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国内商业汇兑要览》，上海，1925年；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上海，1932年）。）。天津与上海两地的银两不相同，这两地之平的大小与银的成色亦不相同。因此汇兑上的计算大为复杂。天津所用的平是行平，行平1两等于557.4公分，成色则以库平为标准，则1000两之中有纯银992两，照天津行平与成色而计算，行平1两之中有纯银552.94公分(557.4×0.992=552.94)。上海所用的平是漕平，而漕平1两等于565.65公分，成色亦以库平为标准，则1000两之中有纯银944两，按上海漕平与成色而计算，漕平1两之中有纯银523.248公分(565.65×0.944=523.248)。天津行化1两有纯银552.94公分，故以523.248除552.94公分，可得1两零5分7厘，即行化1000两等于规元1057两（注：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上海，1932年，第169-171页。），这是平汇。如果从上海运银至天津，每规元1000两尚需要运费、保险费、包装费等等规元6两4钱。如果以此数加上规元1057两，则行化1000两等于规元1063两4钱。但由银行汇兑，则行化1000两仅需要规元1060两（注：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上海1932年版，第169-171页。）。何以两种汇兑有此差别？这是由供求缓急决定的。天津每日开做申汇交易，银行与工商客户都委托钱庄代办，钱庄则每天将经手的申汇收交数额核计，其差数委托经纪人代办。申汇行市按照收交的多寡决定，例如：如收交相平，行市是规元1060两合行平1000两，但收多于交，则行市应增1两或2两，升为1062两或1061两，交多于收，则行市应减为1两或2两（注：满铁调查部：前引书，第396-397页。）。
如前所述，申汇与洋厘由钱庄代办，各钱庄将此业务委托经纪人去办。经纪人都是钱庄职员出身，联合组织跑合铺，专门代办申汇及洋厘业务。经纪人在1902年“断银色”措施后遭到甚大的打击，因此在天津货币市场敛迹一时。但20世纪初华洋贸易开展，由于各帝国主义的货币随之渗透进来，因此外汇外币行市多变，使得经纪人重新登场。他们在针市街组织公记跑合铺，做一些京津票汇、信汇、电汇等业务。民国以后，在天津宫北大街有信记跑合铺、通记跑合铺等的组织，以买卖洋钱与羌帖为主要业务（注：陈宗彝：前引文，第180页。）。在1918年以前，此种跑合铺成为买卖银元、羌帖、老头票、中交票的集中点。
当时羌帖与老头票成为各钱庄的主要投机对象。天津东街钱庄是“现事”业务的中心地，东街钱庄以收兑白银与熔铸元宝为主要业务。存放款业务则居于次要地位。天津钱庄的现事业务，以敦昌银号为其端。敦昌厚记银号原本从事修饰业，逐渐扩大其经营而改组为银号。敦昌银号利用雄厚的资力，以敦昌名义经营钱业，以厚记名义经营粮业。庚子之后由于华洋贸易开展，外汇外币行市多变，敦昌银号聘请钱业老手卢子林，经营与金融有关系的业务，如金银作买卖、羌帖、老头票的投机、公债、股票等，以大获厚利（注：刘嘉琛：前引文，第166页。）。辛亥革命后，钱庄兴盛，敦昌银号职员纷纷出号，另组新局，并为谋求业务上之便，号址均设于东街，因而店多成市。
卢布（俗称羌帖）是帝俄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在1912年以前已经行市于天津，其后由东北各商转运于津，其交易量日益增多。经营羌帖的钱庄有东西两大客帮。东帮以奉天、吉林两省为主：如沈阳的世合公、隆泉美等号，长春的天合盛、厚发合、益发合等号。相继来津分寓宫北大街的大汇通与敦昌银号而经营（注：陈宗彝：前引文，第185页。）。西帮即伊犁帮是由伊犁地区转运大批羌帖而形成的。当时新疆伊犁等处与帝俄的通商使用羌帖。西帮的文丰泰、同盛和等号由津运土产及日用品至伊犁销售。但两地不通汇兑，因此将售货款项换成羌帖带回天津。故西帮亦成为羌帖的大宗经营者。（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13页。）其后津市羌帖交易日益增多。但在民国以前，天津钱庄仅代客买卖羌帖，遇有外客大量来华就难于消化，所以多派人往租界各外国银行销售，谓之“走下行”（注：陈宗彝：前引文，第186页。）。华俄道胜银行因羌帖是它本国的货币，需要量大，故成交数额较其他各外国银行多。1918年俄国革命以后，由大批帝俄逃亡贵族、地主、大资本家等携带巨量纸币，涌入新疆及东北各省，这些钱币辗转流入天津，数额日增，行市日跌，直至1923年至1924年间，跌落到一文不值，才绝迹于市场。
老头票是日本朝鲜银行发行的不兑现钞票。1918年羌帖失势后，老头票便成为投机者的目的物，成交数额突高。1919年“五四”运动震动全国，天津学生联合会积极宣传抵制日货，并劝告钱业公会与各钱庄，停止买卖老头票，不久老头票因学联会对经纪人的警戒行为，一度停止开行。但迨运动浪潮过后，经纪人在钱商公会与宫北大街大开老头票行市，当时日成交量约达500万元左右（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14页。）。其后1921年至1922年太平洋会议期间，中国人民又掀起反日运动，迫使老头票在市场上再次敛迹。但1922年4月，中日胶济路撤兵协定成立，抵制日货运动逐渐沉寂，老头票的行市又回到钱业公会开做。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全国沸腾，钱业公会被迫宣布停做老头票交易，事后也未再开行（注：陈宗彝：前引文，第183-184页。）。
五 结语
钱庄是中国金融现代化过程中的过渡产物。清末中国的金融业，原以钱庄、票号为主，辛亥革命后，票号一蹶不振，华商银行代之而兴，于是形成外商银行、华商银行与钱庄鼎足而立的情况。天津钱庄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供应中小工商业者资金、促进国内工商业发展方面，更有其重大贡献。一般认为钱庄利率过高，有碍工商发展，但钱庄的利率，除新式银行外，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较，并不过高。天津是华北地区华洋贸易的中心，所需之商业资金为数极巨，大都依赖金融机构周转，天津的金融机构计有票号、钱庄、外商银行、华商银行、当铺等。外商银行与票号很少放款予一般商人。因此，华商仅赖华商银行、钱庄、当铺周转资金。天津钱庄的放款利率约在月息最高一分四厘左右（注：满铁调查部：前引书，第175-176页。），当铺则在二分以上，甚至有三分以上者（注：罗炳绵：《近代中国典当业的分布趋势和同业组织》，《食货》，复刊第8卷第3、4期，1978年6月，第34-40页。）。此外当铺规模较小，资力较薄，所能提供的商业资金有限，故当铺对于工商业者所提供的助力，远不及钱庄。至于华商银行，放款利率虽较钱庄为低，但华商银行的数目在民国以后逐渐增加，而且全力投资公债及政府垫款，对中小工业或商业的放款，则采取通过钱庄贷款的间接方式，故工商放款的数量不免有限。故清末民初，中国工商业如果未有钱庄之信用放款支持，则中国工商业难有起色。另外，钱庄虽然依赖银行，周转大量资金，以扩大其业务范围，但钱庄亦有助于民国初银行势力的发展。如前所述，银行通过钱庄，贷款予中小工商业者，如果未有钱庄的媒介，银行无法与一般中小工商互相联系。民初中国工商业甚为幼稚，大半以中小工业为主，而且经营方式亦因资本的缺乏，采取信用赊销交易方式，故工商业者未有适当的押品，无法向银行贷款。民初在全体工商业者中这种中小业者所占的比率甚高。如果银行忽略对他们的贷款，在经营上不免有很大的损失。银行依赖钱庄的帮助，可与中小工商业者互有关系，以扩大其业务范围。故民初钱庄依赖银行融通经营资金，钱庄的存在对华商银行的发展，亦颇有助益。
钱庄由于本身资力不够雄厚，无法长期以低利贷款方式大量投资新式工业，以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而且钱庄过分注重人际关系，未形成制度化的经营方式，以致放款范围受到局限，未能全面资助中小工商业，这是钱庄的缺点之一。另外，中国钱庄掌握金融大权已百年之久，但未曾脱变为新式银行。关于这一问题，除钱庄本身的因素外，不可忽略社会环境的保守倾向。在组织方面，传统的合伙制，有碍钱庄扩大股份，以形成股份公司的形态。在经营方面，钱庄的无限责任经营方式，亦阻碍其吸收大批投资人，扩大其资金规模，以形成大规模的公司。此外，社会经济形态的传统性、社会态度的保守倾向、家族中心组织上的限制、企业精神的缺乏等，阻碍钱庄脱变为银行。故20世纪初中国钱庄的业务，与新式银行相类似，但拘泥于传统，在组织制度方面，始终未曾转变。直至30年代，由中国钱庄转化为新式银行者，为数仍然不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