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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录入者:昙花现 | 时间:2008-07-07 20:20:03
| 作者:林地焕 | 来源:天津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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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标题】On the Prosperity of Tianjing’s QIAN ZHUANG Business in theEarly 20th centuryLIN Di-huan 【内容提要】20世纪前期天津钱庄业经过一番努力渐复繁荣，钱庄数目和规模较前有了不小的发展，对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与新式银行也存在着相互竞争、依赖和利用的关系。当然，钱庄业也存在着对工商业资助不够、向新式银行转型者少等缺陷。
【英文摘要】Through a great deal of efforts,Tianjing’s QIAN ZHUANGbusiness had returnedto boom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It hadgrown much more than before in numberand size and actively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ThoseQIAN ZHUANG and some new-style banks competited with dependedon and made use of each other.Yet,the QIAN ZHUANG businesshad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fund for industry and commerecand few transformed themselves into new-style banksetc.
【关键词】20世纪前期/天津/钱庄/金融Early 20th Century/Tianjing/QIANZHUANG(old-style ChinesePrivate Bank)/Finance
【 正 文】 西方新式银行组织未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已经有传统的金融机构，如票号、钱庄、银号、当铺等，它们在中国的传统金融市场上一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式银行兴起以后，逐渐扩大其业务范围，使票号与钱庄的业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与清政府有不解之缘的票号所受到的打击甚大。辛亥革命后，票号一蹶不振，新式银行与钱庄掌握中国的金融市场，新式银行主要投注于政府垫款及公债上，至于商业放款很少，而且往往采用抵押方式，这就迫使绝大多数的中小工商业者依赖钱庄融通资金。所以，清末民初的钱庄实际上替新式银行贷款予中国工商业，以促进对外贸易与新式工业的发展，执行了工商银行的职能。 民国初期，天津钱庄的规模远不及上海钱庄，但天津位于华北地区商业与贸易的中心地带，金融业的历史悠久，资本规模雄厚，而且有庞大的金融组织。上海是20世纪初中国的金融中心，到目前为止，对上海金融组织的研究很多。反之，关于天津钱庄的著作，只有王子建等著的《天津之银号》，满铁调查部编的《天津的银号》，以及近人杨固之等著的《天津钱业史略》等，但都是简介性的著作，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研讨。本文从观察民国初期天津钱庄的发展及其原因出发，探讨其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角色，进而评估其在整体经济结构中的价值及所处的地位。 一 天津钱庄的一般概况 在清末爆发的贴水风潮和上海的橡皮风潮中，天津钱庄和山西帮票号遭受了沉重打击。清朝覆灭后，山西帮票号不免彻底崩坏；而天津钱庄则经过一番努力渐复繁荣，资本规模与营业特点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并在传统的金融市场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言之，有下述几个组织及经营上的特点。
（一）钱庄数目的增加和规模的大型化。 1900年以前，天津大多数钱庄的资本金只不过一万两以下。由于资本力量的脆弱，各钱庄都发行钞票以弥补不足的资本，因而易趋于投机（注：张焘撰：《津门杂记》，清光绪10年刊，第107页。）。1900年庚子事变后的贴水风潮，就是起因于天津钱庄资本力的薄弱。自19世纪末开始，外商银行，如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等，设立分号于天津。不久，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志成银行等中国新式银行在政府的积极支持下也在各省设立分号，并逐渐扩大其营业范围，使钱庄、票号等中国传统金融机构面临重大的挑战，其中票号所受到的打击尤为沉重。例如，清末时期的山西票号一直承办清廷的汇兑业务，控制传统金融市场；但不久，各省纷纷设立新式银行，清廷将各省应解官款如租税、俸饷银、赔款等由新式银行承办汇兑业务，因而使山西票号在金融市场上的重要性日趋减少（注：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最终未免衰落。钱庄的经营方式与票号大为不同，但由于外商银行与中国新式银行的数目不断增多，使钱庄在业务上面临严重挑战。钱庄的营业方式除信用放款以外，与新式银行基本相同，因而新式银行成了钱庄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当然，新式银行设立之初，难以和历史悠久的钱庄相抗衡，但它依靠雄厚的资本不断增加其数目，扩大在工商方面的营业范围，迫使钱庄改善经营方式，以提高与新式银行的竞争力。另外，外商银行也使钱庄和票号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大批富豪、政府官吏的民间资金被外商银行所吸引，纷纷从钱庄提款存入外商银行（注：《申报》1896年7月26日。转引自张国辉：《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钱庄和票号》，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报刊资料选汇，1986年，第7-28页。），故钱庄在吸引存款方面，已经不是外商银行的竞争对手，而且遇有金融风险，则钱庄因资本薄弱，而无法应付金融市场的风险。 天津钱庄经过1900年初的金融风潮之后，便谋求资本规模的扩大，以提高对金融风险的应付能力。首先在筹资方面，摆脱原来的单独投资方式，采取合资经营方式，以增强资本力。其次，钱庄的经营范围不限于天津地区，在北京或上海等地设立分号，以扩大其营业范围。据1908的统计，天津钱庄有资本额万两以上的银钱号38家，其总额约75万两左右，平均每家资本额近2万两（注：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68-769页。）。其中资本额3万两以上的9家，洽源银号与栋达银号的资本额达10万两。民国以后，天津钱庄靠民初工商业的兴起，求得不断发展，至1928年，资本额达万两以上的钱庄增至81家，总资本额约450万两（注：《天津钱业之调查》，《工商半月刊》第1卷第12号（1929年6月），第15-21页。），每家平均资本额近6万两。以钱庄的总资本规模而言，比1908年增加近6倍。其中20家银号的资本额竟达10万两以上。 天津钱庄业经两次严重的金融风潮以后，虽然在业务上遇到有华商银行与外商银行的重大挑战，但以钱庄规模的大型化来图谋其资本力的增强，进而与一般商人保持密切的金融关系，使其在天津成为不可缺少的金融机构。
（二）组织上的帮派 清末民初在天津从事钱业者之间存在帮派组织，各帮派在资金融通、钱业经营方向、培养继承人与教育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是各不相同的。初期的帮派，大致来自天津本地，所以帮派之分不太明显，但在民国之后，由于天津与腹地之间的贸易逐渐增加，外地钱业者在天津开设分支行，扩大其营业范围，逐渐形成了帮派体系。到抗战前为止，在天津传统金融市场就有天津帮、北京帮、山西帮、南宫帮、深县帮及冀县帮等帮派组织，其中天津帮（本地帮）钱庄约占60%，北京帮、南宫帮、深县等帮钱庄约占30%，山西帮钱庄占10%（注：刘嘉琛：《解放前天津钱业析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62页。），由此可知民国初期在天津形成了所谓本地帮居首位而其余帮居次要地位的局面。 本地帮钱庄在经营方式上有西街、东街、租界之分。西街钱庄开设于针市街，即指竹竿巷、北门外、估依街、北马街一带的钱庄，专营存放款业务；东街钱庄是指设于东门外、宫南、宫北大街一带之钱庄，主要经营“现事”业务（注：所谓“现事”，亦称“浮事”，其意义是指：凡是有利可图的副业都可着手进行；不局限于钱庄原来的行业范围，天津钱庄做现事的是从敦昌银号开其端，以后成为风气”（杨固之等：《天津钱业史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13页）。），存放款是补助业务；此外，开设在日、法、英租界一带的钱庄，其规模不大，主要经营兑换业务，称为租界钱庄。抗战前夕，本地帮在西街约占50%，东街约占20%，租界约占30%（注：刘嘉琛：《解放前天津钱业析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62页。）。清末西街与东街钱庄都是经营白银收兑业务的，后来由于天津地区的商业与贸易逐渐发达，西街钱庄随之扩充存放款业务，白银的收兑与投机渐渐为辅助业务，东街钱庄原本从首饰楼转化而来，所以只重视白银收兑，不重视存放款业务，因而白银买卖集中在东街之宫南、宫北一带。 西街钱庄在运营思想和作风上可分为保守正宗派与开明派。正宗派钱庄因经营方法上持保守倾向，拒收来历不明的存款，又对放款特别慎重，一般选择一些殷实富商贷款，不愿贷放给中小工商业者。而开明派钱庄不仅和本地商人或富商大贾进行业务往来，而且也和中小工商业者建立业务关系。西街钱庄是本地帮钱庄的主体，因此钱业公会的历代会长多由西街钱庄中选任（注：钱业公会历代会长，如张云蜂、王晓岩、范雅林、焦世卿、王西铭等，都由西街钱庄中选任，只有最后一任会长刘信之，是由北京帮银号选举出来（刘嘉琛，前引文，第164页）。）。两派钱庄在钱业公会的运营方向上也互不相同，正宗派钱庄极力主张钱业公会成员仅限于本地帮钱庄，反对外地钱庄加入；开明派钱庄则反对仅限于本地帮钱庄体制，积极支持外地钱庄加入钱业公会。由于开明派钱庄的努力，自1928年后，外地钱庄开始加入钱业公会，进入30年代，外地钱庄加入钱业公会的数量逐渐增加。
（三）经营方式上的拨码制度 天津钱庄在经营方式上和中国其他商埠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拨码制度的使用。一般而言，同业之间的往来与资金融通，均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各钱庄一旦遇到资金周转困难，就往往面临倒闭的危机，此时必须大量求得同业的资金援助，才能克服金融危机。不过，这种情形只在彼此往来超乎普通的营业关系之上，方能发生。若相互之间没有深切的了解，就无法推行信用制度。所以关系密切的同业之间互相融通资金，调剂金融，以谋求营业之便，此种关系称为川换（注：满铁调查部：《天津の银号》，1942年版，第389-390页。）。 天津钱庄的拨码制度，是同业川换之间互相转账的票据。它的实行始于1900年庚子事变以后（注：刘嘉琛、谢鹤声：《浅谈天津钱业的拨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193页。）。19世纪末，天津港的商品交易数量不多，因此商业与钱庄的业务往来都是用现银或钱铺所开出的钱帖收付。随着商品交易频繁，现银交易逐渐不方便，因而同业川换之间的往来采用了外商银行华账房发行的记账凭单，即“竖番纸”冲算账款的方法（注：刘嘉琛、谢鹤声：《浅谈天津钱业的拨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193页。），其结果不仅减少了繁琐手续，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加速了资金周转速度，受到了中外商人的欢迎。拨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叫作拨交码，另一种叫作收账码，拨交码用于没有川换关系的同业之间清算资金方面，收账码则用于川换关系的同业之间清算资金方面（注：刘嘉琛、谢鹤声：《浅谈天津钱业的拨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193页。）。拨码的习惯作法是：①拨码不盖出票钱庄的号名图章，只在数额上盖无关紧要的文字图章，例如：“只凭拨付取现不凭”，“往来计数登账作废”、“计数不较作为废纸”等等，对同业发有印鉴，行外人不易辨别其出票人。②拨码一律转账，不付现款、不盖凭收图章。③拨码原则上规定当日清算，过期无效，但偶有当日不及提出清算，盖凭收图章负责保证亦可通融照付（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02-103页；王子建等：《天津之银号》，1936年版，第35-38页；满铁调查部：前引书第392-395页。）。 天津钱庄特有的拨码制度，原是本地帮钱业者之间为清算资金之便而创立的。其后，在同业之间资金融通中扮演甚为重要的角色。这种制度以本地帮钱庄为主，因而外地帮钱庄在拨码的使用上颇有困难，其原因在于外地帮派钱庄对津埠商业界不熟以及本地帮钱庄的排斥，尤其是正宗派钱庄反对与外地钱庄建立拨码关系。
（四）二地帮派对天津钱庄的控制 辛亥革命以后，钱庄在天津传统金融市场上成了首屈一指的势力。其中本地帮钱庄从清末到20世纪40年代，一直掌握着天津钱庄的领导权。抗日战争期间，本地帮钱庄因战争的余波，遭受甚大的打击，而从外地迁移到天津的冀州帮钱庄等外地钱庄扩张其势力，因此外地帮钱庄的数目有大幅度的增加，但抗日战争期间本地帮钱庄仍然控制天津钱庄业。天津钱庄的这种倾向，与上海钱庄有所不同。上海钱庄则由宁波、苏州等上海周围城镇迁移到上海的钱庄形成最大势力，在上海钱庄中占重要地位，而上海本地帮钱庄在全部钱庄中仅占10%以下，在上海传统金融市场上并未占重要地位（注：魏友棐：《十年来上海钱庄事业之变迁》，《钱业月报》第13卷第1期（民国22年1月），第67-71页。）。 各钱庄归属那一帮派的问题，是以股东或经理之籍贯或出身为基准而决定的，一般而言，经理掌握钱庄的经营大权，故经理之籍贯与出身地在归属帮派的决定上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注：满铁调查部：前引书，第390页；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12页。）。民国以前天津钱庄的规模并不大，因而股东兼任经理较为多，但民国以后由于钱庄的资本力与经营规模逐渐增大，各钱庄有经营与资本之分离倾向，股东仅对资本的投入有责任，其他经营业务均由经理掌握，故钱庄的兴亡视经理的经营方向而定。因此，钱庄归属那个帮派，与经理有密切联系，股东虽来自山西省，而经理的籍贯是天津，则其钱庄属于天津帮派。例如，军阀王占元开设的颐和银号，经理倪松生是天津人，颐和就为天津帮；王开的另一家钱庄致昌银号，经理刘信之是冀县人，致昌就为冀县帮（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12页。）。 二 天津钱庄的繁荣与工商业的发展 20世纪初天津钱庄开始推动其资本规模和筹资方面的大幅度发展。就资本规模而言，摆脱原来小规模经营方式，将小资本的兑换机构改成资本金数万两的存放款为主的金融机构。民国以后，天津钱庄不断发展，到了1928年，资本金万两以上的钱庄，从1908年的38家增加到81家，其中资本金10万两以上的钱庄就有20家，较1908年的2家增加近10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30年代初。据1935年统计，资本金10万两以上的钱庄达25家，其中2家的资本额已超过20万两，每家平均资本额也从1928年的6万两增至7万两（注：王子建等：前引书，第12-13页。）。民国时期，天津钱庄所以能获得如此大幅度的发展，与当时天津对外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明清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中心偏重于江南地区，上海在开埠以后成为中国贸易的中心港。天津港虽然扮演华北地区的海上门户之角色，但开埠以后的物品交易远不及上海，而且在1900年以前，天津港的进出口贸易大致以进口为主，所以经过天津港输往中国其他商埠或海外出口的产品并不多，故开埠初期天津港的进口产品都是通过上海或香港中介商人输往内地，因此天津地区商人与外国人的直接交易很少（注：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其后，由于华北地区铁路网的扩大，轮船等输送手段的发达，华北内地产品的出口额逐渐增加，但天津港一直入超。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中国经济中心偏重于江南和清末天津人口的增加有密切关系。明清以来，华北是政治中心地，江南则是向华北供给物品的主要经济地区。因此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逐年得到发展，而华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则处于日趋衰落的境地。开埠以后，天津口岸一直入超，出口额甚少。据统计，到20世纪初为止，天津港的进口额为出口额的10倍之多（注：王怀远：《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北国春秋》第1期，第70页。）。天津进口额增加的另一原因，是城市人口的增加。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天津人口达587666人（注：荣铨修：（重修）《天津府志》卷28，《户口》，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但据20世纪初出版的天津志，天津港的人口从1903到1906年之间，一直不超过40万（《天津志》，第16页）。），比开埠前增加两倍。19世纪末以后，由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加，特别是来自华北各地的移民，使天津人口急剧增加。开埠以后，天津是华北地区唯一的进出口港，随着贸易活动的增加，提供了大量发财的机会，使内地商人往来频繁，进而吸收了大量的四周人口，因而大大刺激了进口货品的需求，使天津的进口额随之增长。 资料：天津海关贸易报告，转引自罗澍伟：前引书，第168页。 1900年以后，天津港的出口贸易逐渐开始增加。表一是20世纪初天津港的进出口表。由此可知，1901年的进口额比出口额增加近4倍。其后进出口额有大幅度增加。到了1928年，虽然进口额为出口额的2倍左右，但出口额却比1901年增加近10倍。天津港出口额的迅速增长，起因于进入20世纪以后与腹地之间贸易量的增加。民初天津商人借外商银行、华商银行、钱庄等金融机关之融资，投到内地，以促成其开发和生产力的增长。同时，外商银行贷款给洋行，促使洋行商人到华北内地采购土特产品，如包头等西北各地也是天津洋行采购商品的重要土产生产地区。所以外商银行将款项汇到包头兑现。以这些汇款凭证作为支付手段，当地的商人经常利用天津某洋行的汇款凭证借本图利，扩大经营（注：刘廷栋：《帝国主义洋行在石嘴山》，《宁夏文史资料》第7期，第185页。），至此推动了西北内地的土产生产力的增进，并使与天津之间的贸易量随之逐渐增加。另外，天津的各大华商银行依据商人的货物或货物提单、保险单、汇票等单据作为抵押，为本地与外地商人提供货款，使他们有能力到腹地推销商品与采购土特产品（注：包头市人民银行：《包头金融志》，《包头史料汇要》第12辑，第176-186页。）。
20世纪以后，天津钱庄在与腹地资金流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外地帮钱庄不仅贷款给客商，而且直接经营天津与腹地之间的汇兑业务，如办理解付汇票和收解申汇等。同时，在西北各地设有联号，承担当地的收交客商款项，代为存储邮汇，开展信贷业务，因此有比较固定的营业范围与对象。例如，冀州帮钱庄以棉花商为主要对象，山西帮银号则与皮毛商有较多的金融往来（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26页。）。高阳县手织布生产比较著名，高阳商人先从天津采购绵丝运回高阳县，将它织染后再运往西北各地销售（注：河北大学地方史研究室等：《高阳织布业简史》，《河北文史资料》第19辑，第58-63页。）。 天津与腹地间贸易的增加，影响了天津传统金融市场。如前所述，民初天津钱庄由本地帮所控制。外地帮钱庄则除天津与外地之间的汇兑业务以外，因不熟悉市面环境和受本地帮钱庄的排斥，难以扩大金融业务（注：王子建等：前引书，第7-8页。），所以其数量也甚少。但到了20年代后期，随着与腹地贸易的增加，外地钱庄的数目日渐增多，在天津钱庄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抗战期间，众多的外地资本家迁移到天津，纷纷开设钱庄，与本地帮钱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注：满铁调查部：《天津的银号》，1942年刊，第129-131页。）。天津与腹地之间贸易的增加，促使天津港迅速发展对外贸易，当时经由天津港运往华北内地的商品中，有进口商品、国内其他商埠工业产品以及本地生产的工业及手工产业品等；从西北各地经由天津港运往国外或其他商埠的商品，有棉花、皮毛等。 民国前期天津工业日益发展，亦为出口贸易额增加扮演重要角色。天津工业以纺织业与面粉业为主体，呈现出迅速增加的趋势。就纺织业而言，自1921年至1928年间创设的织布工厂就有281家，资本总额为207321元，比清末天津地区纺织业增加了10倍之多（注：宋美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35-136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军阀官僚特别注重于纺织业的发展，对于纺织业投资数十万两乃至数百万两的资本（注：以下是资本金达数百万两之典型的企业与其从业员数：裕元纺织公司，资本金5600000元，从业员3929人；恒源纺织公司，资本金4000000元，从业员3200人；裕大纺织公司，资本金3000000元，从业员1700人；宝成纺纱厂，资本金3000000元，从业员1630人（宋美云，前引文，第136页）。），因此天津成为华北纺织业的中心。食品工业，如面粉业、制盐、食油等，也有大幅度的发展，至20年代末，食品工业的总投资额达8550300元，其中面粉业的投资总额为6192000元，占整体食品工业投资额的70%以上（注：宋美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35-136页。）。另外，皮革、火柴、肥皂等化学工业亦有明显的发展。
清末民初天津港的对外贸易与工商业的发展，是促成天津金融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尤其对天津钱庄的发展颇有助益。这是因为，当时天津地区的大多数是担保能力不足的小规模企业，因而钱庄成为它们往来的主要金融机构。据北洋军阀期间的统计，天津港的工厂为1281家，其中资本金万元以上的工厂只有137家，近占10%，其余都是资本金万元以下的小工厂，而且资本金万元以下的工厂中，绝大多数（70%以上）都是资本金不足千元的零散工厂（注：宋美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35-136页。）。华商银行或外商银行等大银行对这些无担保能力的小工厂根本不给贷款，故钱庄成了小工厂的主要资金来源。如前所述，到了20年代末期，资本金10万两以上的钱庄，从1907年的2家增加到20家，这表明民国以后天津钱庄随着天津工商业的发达，而求得迅速发展。天津工商业的发展，使小资本的钱庄对于它的资金需要无法应因，故各钱庄的资本规模亦非与工商业发展同步扩大不可。因而合资形式的资本金10万两以上的钱庄逐渐增加。 天津钱庄非常重视对商业界的放款，其放款对象比较广泛，与斗店、米庄、五金、杂货等都有所往来。这与钱庄设立资金的来源有密切关系。商业资本在钱业投资中，约占有60%以上（注：王子建等：前引书，第16页。）。特别是俗称“新八大家”的绸布纱商业对钱业均有投资，他们以独资或合资的方式投资于钱业。如胡、树、屏几家合资经营的晋丰银号，金家独资开办的瑞源永银号，潘家独资开办的诚明、益丰、耀远银号等（注：刘嘉琛：前引文，第159页。）。敦昌银号的资本来自米庄、粮行，股东冯仲文在全国各地开设粮行分庄，以敦昌名义经营钱庄，以厚记名义经营粮食与现事业务（注：刘嘉琛：前引文，第166页。）。天津商业的繁盛，带给钱庄经营的好景气。钱庄业的繁盛使商业资金投资于钱庄业，钱庄因之在家数与其资本规模上有大幅度的增加。另外，中国商人喜好利用钱庄，这与其商业往来习惯有密切关系。传统中国商业界，基于信用维持其结构，很少出现押品放款现象。清末，虽有外商银行与中国商业银行，但中国商人拘于传统商业习惯，“以抵押放款为耻，若非迫不得已，商人绝不以押品向银行要求放款，以免为同业所嘲笑”（注：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中国银行史料三种》，第二册，1929年版，第67页。）。中国商人非常重视体面，如果不得已以抵押放款维持行业，则其对外信用大为损失，故尽量避免与银行的往来，仍然与钱庄有密切联系（注：王子建等：前引书，第16、40-41页。）。 三 天津钱庄业的繁荣与银行业的关系 自19世纪以来，外商银行开设分号于天津，逐渐扩大其营业范围，到20世纪初，中国新式银行在官府的积极支持下开始营业于天津，以吸引租税、厘金等公家资金。新式银行建立初期未与钱庄往来，民国以后才开始往来，并建立了密切的金融关系。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的势力逐渐衰落。华商银行替它为天津钱庄的资金融资起见，扮演甚为重要的角色。民国以后天津钱庄一直维持繁荣，与华商银行对天津钱庄的积极融资亦有密切关系。此外，外商银行的华账房亦为钱庄的资金融资，扮演甚为重要的角色。
清末，天津地区出现了不少的富豪，但固定资本比率较高，流动资本所占比例甚少，市面资本的膨胀，与山西票号的投资有密切关系（注：（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侯振彤译：《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第249页。）。当时的天津钱庄其资本力甚为薄弱，只得依赖山西票号融通金融资金。山西票号虽注重于政府投资方面，故只与政府官吏往来，很少与一般商人金融往来，但实际上通过钱庄间接贷款给一般商人，由此控制天津商业界的资金流通。根据天津钱业行家估计，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以前，天津市场上可利用的现款或信用资金大略为6000万两，其中资金占有者分别为：山西票号2000万两，外国银行与政府官员在征收与交库期间留备流通的政府款项1000万两，富商及社会上层的周转金1000万两，钱票1000万两，本地商人赖以从上海赊购货物的资金1000万两（注：《天津1892-1901年海关十年报告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稿本，转引自罗澍伟：前引书，第214页。）。由此可知，山西票号的资金在天津市面占三分之一，如果没有山西票号的资金流通，则无法维持天津市面的安定局面。1900年初的贴水风潮中，山西票号将数百万两的资金调拨到其他地区，使天津钱庄无力开展业务（注：张国辉：前引文，第12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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