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剧作家曹禺与天津的故事 在中国话剧历史上，天津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早期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中国第一个演《茶花女》的李叔同，就是天津人；第一个把话剧带进校园并发扬光大的是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苓；第一个到外国学习现代戏剧艺术，并把西方写实剧首先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张伯苓的九弟张彭春，也正是他，把南开新剧团发展、壮大。当时的南开新剧团里一位名叫万家宝的学生，因演戏演得出色，得到了张彭春的赏识，他就是后来的著名剧作家曹禺。今天的《城市记忆》，我们就来回顾曹禺和天津的故事。 当年，天津有九国租界，其中海河边的意租界并不大，但规划得很完整。

      1914年，大马路（也就是今天的建国道）就铺设了天津第一条沥青路面，显得整洁而洋味儿十足；房屋建筑传承了古罗马建筑稳定、平展、简洁的特色，一派古典韵味；在人文景观的规划方面，强调个性、艺术性和实用性相结合，分别以马可波罗和但丁命名的两个广场是意租界的显著标志。这个地区浓厚的文化气息，引得文化名人纷纷入住，梁启超故居和饮冰室书斋、爱国报人刘髯公故居、大书法家华世奎故居都是在当年的意租界。 在今天意式风情区的民主道上，有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洋楼， 912平方米的面积，不堂皇却玲珑，向阳一面突出的菱形玻璃窗尽显意式建筑的特有风格。这座经历了90多个春秋的小楼，已经不再光鲜，当年的风采却仍然依稀可见。就是这座并不宏伟的小洋楼，走出了被人们尊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天津籍话剧艺术大师——曹禺。

 （婴儿的啼哭声） 1910年9月24号，就在这座小洋楼里，诞生了一个男孩。一个阔绰的家庭添丁增口，自然增加了喜庆的气氛，于是这个男孩就有了一个很吉祥的名字：家宝。他就是后来的曹禺。 曹禺的生母在生下他三天后因产褥热辞世。他的父亲万德尊曾任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后赋闲在家，抑郁不得志。曹禺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民主道的这座二层小洋楼里和父母一起度过的。对曹禺影响最大的是他父亲的苦闷和家庭的压抑气氛。万德尊1904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曾与大军阀阎锡山是同学。1909年回国后被委任军职，官位曾到陆军中将的级别。赋闲在家后，虽然有几次重回官场的机会，但是万德尊厌倦了军阀混战的乱世，便在天津做起寓公来。万德尊实际上没有打过几次仗，光宗耀祖的理想也不得实现，因此他在精神上是极度苦闷的。这种苦闷给家庭带来了沉闷的气氛，也自然影响到了少年曹禺的心情和情感。曹禺曾经说过，“我幼年时觉得这个楼非常地压抑，因为父母都抽大烟，每天一回家都是烟雾缭绕，白天就和黑夜一样。我生长在一个曾经阔绰过，后来又没落了的家庭，少爷们有自己的佣人，自己的书房，住得相当舒服，但是闷得很，整个家庭都是郁闷的，每天都可以听到或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像周朴园逼繁漪吃药的那类事情从我的亲戚、朋友的口中经常可以听到。”这就是他本人对自己幼年的回忆。 虽说曹禺在压抑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并形成了苦闷而内向的个性，但是，也正是这个家庭和这座小洋楼，成为他戏剧天分的启蒙之所。父亲的文学素养给幼年的曹禺播下了文学的种子。曹禺的继母是生母薛氏的孪生妹妹薛咏南，曹禺三岁就随继母看戏，是一个小戏迷。尽管继母把曹禺看作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并终身未生育，但失去生母的痛苦始终伴随着曹禺的一生。他说过：“我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和寂寞的。”这些都使他后来的剧作都充满着浓郁的悲剧色彩。

       天津市戏剧家协会主席高常德先生做了这样的回忆： （录音）曹禺这个人他的父亲是一个没落的军官。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家庭生活气氛很不好。父亲非常失意，母亲又早死，他是后母。他经常看到那些下人的生活状况。特别是他在阳台上看到邻居们各色各样的人物，特别是那些工人们和非常郁闷的太太、小姐们。观察得很细致。 曹禺出生的20世纪初的天津，正是中国北方汲取西方现代文明的窗口，更是中国戏剧脱离传统，走向现代的摇篮。天津开埠之后，话剧便飘洋过海来到了这里，当时西方人把话剧演出当作冬季封港期的主要休闲活动。租界里不少的洋行老板、外国人和他们的眷属都是话剧最忠实的爱好者。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他们还组织了一个自娱的剧团，不时演出一些流行的名剧或哑剧。外国的职业剧团也曾来到过这时的天津，比如1888年英国的汉米尔顿戏剧公司，就曾在英租界的兰心戏院做过公演。 喝海河水长大的曹禺从小就爱看戏。近代天津是戏曲和曲艺的聚集地，无论是京戏、评戏、河北梆子、山西梆子、文明戏，还是大鼓、评书、相声，都在这个文化码头上争奇斗艳。正是天津这块土地上的戏剧文化在曹禺身上种下了戏剧基因。曹禺对文明戏的印象尤其深刻。他说：“中国观众十分善感，那些有本事的文明戏演员们，的确是有一套使当时的观众神魂颠倒的本领。”曹禺提到的所谓的“文明戏”是早期的京剧改革。剧目都是以清末民初期间民间流传的时事故事为题材，以京剧的文武场伴奏，采用京剧的唱腔，对话用京白不用韵白。唱与白三七开，其中不乏演员在台上的即兴表演，1915年前后出现在天津的文明戏已经向话剧方向发展了。对于当时文明戏中的即兴表演，高常德先生回忆说： （录音）文明戏，有一个戏，就是一个革命者被土匪逮着了，之后就审问他，他就慷慨激昂，就骂他。把土匪给骂急了，他就说“枪毙你”，“梆”打一枪，死了他就走了。然后演土匪的这帮就说，这小子太滑头了。早早就促使我们打死他，后面他就没事了。再演就不打死他。再演又慷慨激昂，我枪毙你！你来吧!枪毙？枪毙我便宜你，押下去等着审判。他不知道后面还怎么演戏。第三天他也琢磨，这不让我下去，我得想法下去。那时候放枪是拉炮。等到第三天的时候，还慷慨激昂的骂他，说“我枪毙了你。”枪毙我便宜了你。然后这个革命者说“我为革命捐躯，头往桌子一撞，自己就倒了。 这种即兴表演的文明戏，虽然形式新鲜有趣，但一般内容杂乱无章，脱离现实生活，因此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即将发生深刻变革的那个年代，注定无法具有像话剧那样的强大的生命力。 清政府走向灭亡的20世纪初，八国联军入侵中华，作为北京门户的天津被列强的军队分割占领。天津的一些有识之士，比如张伯苓等人深知，要振兴中华，兴教育是第一要务。他们不但创办了南开学校，而且把当时被称为新剧的话剧这样一种最能代表当代精神、当代意识和当代审美情趣的艺术形式，拿到学校中去推广。1909年，张伯苓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南开新剧团。上演话剧的瑞庭礼堂便成为了北方话剧的剧场。 剧场是孕育梦想的舞台。正是在瑞庭礼堂这样一个让人产生无限梦想的舞台上，曹禺象一颗新星，在中国剧坛上冉冉升起了。

        1922年，曹禺考入南开中学。最早崭露头角是一次在大礼堂演出京剧《南天门》时扮演曹福。后来，他又参加了南开新剧团，自幼便喜欢戏剧的曹禺有了亲自参加演出的机会。当时剧团的团长兼导演，正是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师生二人通力合作，在戏剧的舞台上真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后来曹禺回忆说：“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它使我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应如何写才能抓住观众。”此时，话剧对曹禺的影响又深了一层，南开大学曹禺暨中国话剧研究中心研究员崔国良教授说： （录音）《少奶奶的扇子》，到了第二年就在天津演出，1927年南开演《少奶奶的扇子》就非常好了。因为反复演出，演了好几次。曹禺当时虽然没有演这个戏，但是他拿着这个剧本，反复的看，背诵剧本，当时曹禺说他把这个剧本都揉烂了，可见他对戏剧的兴趣的浓厚程度。 处在这种氛围影响下的曹禺，从1926年便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崔国良教授回忆说： （录音）最早是《拥抱》（这个杂志）用的曹禺这个笔名，他写了一篇小说《今宵酒醒何处》，最早就用的曹禺这个名字。为什么用曹禺呢？因为曹禺姓万，万（的繁体）分解开，上边是草字头，就是曹，草嘛；下边是禺，加在一起是曹禺。曹禺就是万，万老师，万先生，叫他万先生比较准确。万就是曹禺。 此后，曹禺还陆续在《南开周刊》、《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杂文，以及莫泊桑的翻译小说等多篇。诗作《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和《南风曲》有着郭沫若《女神》的影响。在这些诗作中，荡漾着他那旺盛的诗情，或阿惋清冷，或恬淡幽静，但它的诗境又是那么朦胧超脱。 （画外音，配乐读诗） 　　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 古城啊，古城， 　　这般蕴藏着怅惘， 　　这般郁结着伤心。 　　今夜凄淋的雨打着摇曳的灯。 　　水泻的泥路上行着一个落漠的行人。 　　我仍冒着冷雨 　　送你归去， 　　你明晨便将无踪无影。

         1926年，在南开新剧团，曹禺遇到了张彭春。当时，张彭春重新整顿了南开新剧团，使南开新剧活动又出现了第二个高峰，在他的亲自指导下，曹禺参加演出了许多剧。特别是1927年在丁西林的《压迫》中，扮演女房客时，由于演得“恰到好处”，做到了“有趣而不狂放”，《大公报》发表剧评称他为“了不得”的演员。同时，还男扮女装演《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崭露出戏剧表演的天赋的曹禺得到了张彭春的赏识，于是对他格外培养。 （《玩偶之家》的音效） 然而，深得天津观众好评，甚至被誉为“南开戏剧五虎之一”的曹禺此时却发现，自己的体型不适宜在表演方面继续发展。但话剧已经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难以割舍、无法抛弃，于是他选择了另一种方法来继续他的戏剧梦想——成为一个话剧作家。南开大学曹禺暨中国话剧研究中心研究员崔国良说： （录音）曹禺他在演出了《争强》以后，争强是1929年演的，1930年他就去清华了。他越来越觉得自己，不适合演戏。为什么，因为他个矮。所以他觉得自己不适合演戏。1927年他演完之后就已经觉得自己不适合演戏，他就向创作剧本上发展。他在南开的时候，在张彭春的指导下，改译了《争强》这个剧本，这是他第一个改译的剧本。如果说，曹禺第一有自己创作的作品，这应该是第一个。在这一年他还同时翻译了两个剧本。所以他后来就觉得自己往翻译的方向发展。后来他考了清华的西洋文学系，他就集中精力去学习戏剧，所以他后来到了清华以后，清华图书馆给了他一个特殊的待遇，就是他可以随便去图书馆去看书，他还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地方，每天早上就在那个地方，他在那学习，看东西，后来他创作也是在图书馆。谈恋爱，也在那。就在图书馆写剧本，到外边给女朋友念，给她听。在清华就创作出来了《雷雨》。

          （话剧《雷雨》音效） 20世纪20年代的天津，早已从传统城市中脱胎出来，发展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畸形发达的经济和极具情性的社会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又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之间，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上。这里既有洋人的飞扬跋扈，也有那些身着西装的“高级流氓，高级恶棍”的胡作非为；顽固守旧的人要把社会往后拉，而新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又看不到社会应当往何处去；富有者醉生梦死，贫穷者求生无门；新的曙光出现了，但还照不进深宅大院和摩登洋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曹禺正是生活在“曾经阔绰过，后来又没落了”的家里，这一切留给年轻的曹禺的，是终生抹不去的烙印，因此虽然说，他的戏剧很多是在他日后上清华后写的，但是，他的戏剧艺术的学习和成形是在天津。崔国良先生这样回忆： （录音）《雷雨》写出来是在清华，构思是在南开。1928年就开始构思雷雨了。应该说他想把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把他反映出来。有人说，雷雨写的是他们家，当然一个剧本不可能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家。但是，人物呢，比如说他父亲就很专制，周朴园也很专制。有人说，周萍就是曹禺，这都可以这么说，但是曹禺一点都不承认。但是毕竟雷雨是曹禺写他自己亲身经历过得事。这个确实是这样，他也不否认，他也不承认。随你们怎么说都可以。雷雨你们怎么演都可以，但是雷雨剧本是我写的，怎么演是你们的事，你怎么改我虽然可以表示意见，但我也不去干涉你们，所以人们怎么改他的剧本他都不表态。 曹禺先生自己也并不否认，给他提供生活素材的还有父亲的朋友、当时天津的一个封建官僚买办大家庭周家。父亲和周家的显赫人物周学熙的一个弟弟有着较多的诗文交往和经济联系。因此周家和万家联系比较密切。曹禺经常和父亲来到周家，有机会观察这个官僚买办大家庭的生活。这为后世颇有影响的《雷雨》、《日出》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下一期的《城市记忆》中，我们将伴着《雷雨》和《日出》的诞生足迹和您一同继续寻访曹禺和天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