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卫史话(连载)

第一集 天津卫的由来
　　2004年12月23日是天津设卫筑城600年的纪念日。天津设卫建城600 年，决不是说天津只有600年的发展史。从秦汉到宋元，历代在天津地区挖渠开河，
运粮建寨，设官建制，发展鱼盐业生产等活动。由于金、元两朝，建都北京，天津地位日显重要。但是天津作为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都市却是从明朝开始的。
　　明太祖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明朝后，为了巩固王朝权利，将自己的儿子们封为王，分别驻守各地。第四个儿子朱棣被封为燕王，驻守北京。
1398年，朱元璋病死。因为太子早年夭折，所以由朱元璋的长孙朱允文继位，史称建文帝。燕王朱棣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在诸王中实力最强。
由于建文帝平庸无能，加上自己的政治野心，朱棣在1400年以“靖难”为名，发兵与其侄子建文帝争夺皇位。朱棣率兵从天津的前身-直沽出发，
偷袭沧州，并经过几年的战争，最终攻陷南京，夺取皇位。
　　1402年，朱棣即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为了纪念开始发兵的“龙兴之地”，朱棣把“直沽”这个曾的“天子渡河之地”赐名为天津。
“天”是天子的意思，而“津”是指渡口的意思。
天津得到赐名后，于同年设置了军事部门。“卫”是明朝的军事建制。当时天津设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统称三卫。
至今人们经常提到的“天津卫”一词，就是从此而来。
　　在军事部门设立的同时，天津卫也开始了筑城建设，初建时的天津城其实是个土城，这座土城周长9里多，城高3丈5尺，宽2丈5尺，
城的形状是东西长、南北短，很像一把算盘，所以当时人们也把它称为“算盘城”。
　　天津建成以后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明清两朝多次重建，规模不断扩大，原来的土城墙也换成了砖墙。清朝雍正3年（1725），
天津改卫为州，雍正9年（1731）又升州为府，并另设天津县，天津城也成为了地方行政中心。
　　为了加强防卫，同时兼顾防洪抗洪，天津城在雍正年间重修时将原来3丈5尺的城高降低为2丈4尺，
将城基宽由原来的2丈5尺扩建为3丈2尺，使天津城城墙成为一个梯形。重建后的天津城不仅扩大了东南西北四个城门，
还在城墙上设置了守望塔和炮塔等防御设施。至今天津还流传一首民谣说：“天津市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
这些建筑也是在天津城重修中建设的。
　　建卫筑城后的天津各方面都有较快发展，特别是粮、盐两个经济支柱更为显著。永乐帝建都北京后，南方的物资都需经天津转运，天津的航运开始了大规模的发展。
　　天津素有九河下梢之称，海河、南运河、北运河等众多河流均在天津交汇。海河全长73公里，它穿越天津市中心，东入渤海，早在公元三世纪以前，海河作为天然河流，
就成为中国北方人民的水运通道。（东汉时期曹操开挖河渠工程，将海河平原上的300多条大小河流由分流入海改为众流归一，初步形成了成扇面型的海河水系），
隋朝隋炀帝杨广下令开凿了全长1400多公里的大运河，沟通了海河与黄河、淮河、长江等水系的联系，奠定了天津四通八达、航运枢纽的地位，为天津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金、元以后，漕运开通，不论海漕还是河漕，江南的漕粮都要经过海河运抵京都，永乐帝建都北京以后，天津转输漕粮的任务更加繁重，到明朝宣德十年（1435），
明朝政府专门在天津设置管理漕运的专门机构，当时大运河上粮船上万艘，转输漕粮500万石，繁荣景象另人叹为观止。
　　漕粮的转输带动了天津的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海河、南运河、北运河三河交汇的三岔河口逐渐形成了许多商业区，货栈、钱庄、会馆等行业应运而生，
集市贸易也随即兴旺，十集一市的轮转也使当时的天津人有天天赶大集的感慨，商业的繁荣昌盛使天津也成为世人瞩目的城市。这时的天津已远远超出单纯军事要地-“卫”的地位。
　　清初史学家谈迁经过天津时发出了“城镇百货交集”的感叹。清朝顺治12年（1655），荷兰使节哥页在天津被“人烟稠密，交易频荣”的景象所震惊，他命随从人员将海河两岸的景象绘图带走，并把天津和广州、镇江并称为中国的三大港口。
　　明清时期的天津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而开放的城市。

第二集 中国近代邮政发祥地
　　1870年，清朝直隶总督府迎来了一位新主人，他就是李鸿章。李鸿章是清朝洋务运动的领头人物，他利用手中的大权，凭借政治和军事上的实力，高坐津沽、遥控京城，大办洋务。天津也因此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
　　1875年4月，在云南发生了“马嘉里”事件，引起了中英两国的争端，李鸿章奉命同英国公使谈判。期间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提出：可将在全国开办邮政列入谈判条款。李鸿章早有改革传统邮驿、兴办邮政的打算，便鼓励赫德在海关先尝试开办近代国家邮政。
　　赫德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后，在1878年3月9号指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天津、牛庄（营口）、烟台和上海5个地方试办邮政。1878年3月23日，德璀林率先在天津发布公告：天津海关书信馆向公众开放，开始收寄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信件。从这一天开始，中国公众有了使用官办邮政传递信息的权利，中国近代邮政由此发端。
　　随后德璀林签发了第一份邮政公告，规定了邮政资费标准。中国早期的邮政规程差不多都延习的是英国标准，所以当时的邮件重量和资费都按英镑和洋圆计算，根据当时的规定，信函和公文每重半英两，北京、天津间收银3分；北京、天津与牛庄也就是现在的营口、烟台、上海之间收银5分；新闻纸不分地区，每重半英两收银1分，这样的资费和官方邮驿和民间的民信局相比，便宜了许多，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公众的认可和欢迎。
　　如今许多邮局门口都设置有绿色的邮筒，这已经成了邮政的一个标志，现代的邮筒虽是经过多次修改确定下来的，但和清朝时的邮筒相差并不大。由于清朝海关试办的邮政都是由英国人操纵实施的，所以当时的邮筒完全照搬英国的原样，英国的邮筒表面是绿色，而且邮筒的顶端、形状酷似清朝官员的官帽，这引起了许多人的非议。海关邮政当局曾试图修改，但因各种意见难以统一，所以只好不做任何变动，原样使用，这种样式一直保留到20世纪60年代才逐渐开始变化，出现了邮箱等其他形式。
　　天津开办了邮政，也陆续开通了多条邮路，当时的邮路除了海运外，都是骑差邮路，从天津到北京的骑差邮路，全长250里，每天由天津北京两端各发邮班一次，都在夜间跑行，限12小时到达，如果信差超时就要受罚，提前到达的给予奖励，而实际上，很难在12小时内到达，据当时的统计，津京骑差邮路从1878年3月26日开始到5月15日，实际的全程时限平均为17.5小时，最快的需要14小时，最慢的达29小时之多，由于骑差连日奔波，疲惫不堪，马匹也病倒不起，骑差从马背上摔下来的事故也经常发生。
　　曾经就有一个骑差，从天津往北京传送邮件，中途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直接跌到一个沟渠里，摔的不轻，他晃晃悠悠爬起来又骑上马继续往前走，以为还是向北京的方向在走，结果走了4个小时后，才发现方向搞反了。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骑差送信的这条线路是多么艰难，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我国铁路建设的发展，骑差邮路才逐步被火车运邮所替代。
　　近代邮政出现以后，清朝政府中的守旧派大臣出现了很强的反对呼声，邮路也不畅通。1878年至1879年间，山东巡抚就曾以开办邮路，未经批准为借口，下令在泰安、德州等地拦截邮差，扣留邮件，严重干扰了邮路的正常运行。
尽管新式邮政在发展中困难重重，但它依靠便宜快捷的特点在天津等地站稳了脚跟，并逐步向其他城市推广，至1896年初，全国24处设有海关的地方全部开办了邮政业务。邮政网络初具规模。
　　1896年3月20日，近代邮政经历了18年的创立和发展，终于得到清朝政府的认可，光绪皇帝亲自核准建立大清邮政官局。1898年2月2号，也是农历正月初一，天津大清邮政局挂牌成立，它也是第一家大清邮政官局。天津邮政局坐落在紫竹林大法国路海关办公大楼内，也就是现在天津市解放北路111号。这座具有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虽经百年风霜，迄今仍屹立原址，见证着一段曾经辉煌的邮政历史。

第三集 大龙邮票方寸传奇
　　在2004年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一套邮票拍出了47.3万元的高价。这套邮票就是中国自己印制发行的第一套邮票—清大龙邮票。
　　1878年，英国人赫德和德璀琳在清政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支持下，在天津海关开办了新式邮政，对外收寄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邮件，中国近代邮政也由此开始。
随着邮政业务的不断扩展，邮件数量和邮资收支也日渐庞大。为了简化操作手续和帐务处理，海关邮局开始筹划邮票的印制。
　　1877年，赫德开始对邮票的样式进行研究，原始设计的草图有过“双龙戏珠”、“龙凤戏珠”、“六合宝塔”、“万年有象”等多种形式，但最后都未被采用。中国第一套邮票的主图最终决定采用的是“蟠龙戏珠”。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传说“龙”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民间百姓也视“龙”为吉祥之物，在封建时代，“龙”被皇帝据为己有，成为帝王德威的化身，带“龙”的图案象征皇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清代的国旗就是“黄龙”旗。中国第一套邮票以“龙”为主图，其用意与英国第一枚邮票图案为女皇肖像相同。由于整个票幅比较大，所以被世人称作“大龙邮票”。
　　大龙邮票一套3枚，面值分别为5分银、3分银、1分银，票面图案上有“大清邮政局”字样，5分银票面成橘黄色、3分银票面成红色、1分银票面成绿色，3枚邮票除了颜色不同以外，大小、图案都是相同的。
　　之所以印制3种面值的邮票是和当时的邮资标准相吻合的，当时制定的邮资标准只有3档，即5分银寄挂号邮资、3分银寄普通信函邮资和1分银寄印刷品邮资。
　　赫德等人原打算从英国订购印制邮票，但这些邮票运到中国需要一段时间，无法满足眼前的急需，所以他们请求上海海关造册处，提供第一批急需的邮票，第一批邮票，包括面值为3分银和5分银的各10万枚。1个月后，上海海关造册处开始陆续把印好的邮票分批用轮船发往天津。
　　天津海关在收到邮票后随即向各口岸海关陆续寄发，各地海关也纷纷各自发行。由于德璀琳事先没有规定发行日期，致使大龙邮票的首发日期成为中国邮票史上的一大百年迷团。
　　关于大龙邮票首发日期的争论主要有8月、10月、12月等说法。最早的说法认为发行于1878年8月，这种说法的根据是大龙邮票由上海海关造册处印刷，1878年8月运至天津。12月份说法的依据是许多收藏者收藏和看到的数百枚龙票上盖销的日戳最早是12月，而且上海海关出售邮票的通告是12月16号，后来又有人在北京发现了邮戳日期为10月份的龙票，他们将12月份说修正为10月说。人们对这3种说法先后考证了四五十年，都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无法得出统一结论，在20世纪8、90年代，经过集邮界专家学者邮政史志人员挖掘史料进行考证，终于使大龙邮票发行日期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
　　根据最新发现的德璀琳与上海造册处的公函，可以确认大龙邮票3种面值印刷次序是5分银在先，3分银次之，1分银在后，天津海关收到龙票的时间应该在7月下旬，而龙票的发行也首先是在天津和北京开始的。
　　根据天津老集邮家黎震寰的回忆，20世纪30年代他认识一位老邮务员徐家鳞，徐的岳父在天津近代邮政开办之初就是当时邮局的营业员，1878年7月24日，从上海发来了第一批5分银邮票，那天是农历戊寅年六月二十五号恰巧是徐岳父的生日，所以这个日子他记得特别清楚。过了几天又从上海发来了3分银票，1分银邮票则是隔了1个多月才发来的，同时在上海、北京等地发现的资料也印证了天津是大龙邮票的首发城市，具体的时间应该是1878年7月24号。
　　大龙邮票曾先后印制3期，第一期大龙邮票是用半透明无水印薄纸印刷，图幅间距2.5毫米，通称大龙薄票。第二期在1882年印刷，图幅间距变为4.5毫米，通称大龙阔边纸质和第一期一样，只有5分银用薄形书写纸印制。从1883年开始印制的第三期大龙邮票，所用纸张较厚，通称大龙厚纸，其中先印的齿孔光洁，称为大龙厚纸光齿，后印的齿孔毛糙，被称为大龙厚纸毛齿。
　　中国大龙邮票已被列为世界珍贵邮票，成为集邮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珍品

第四集 火烧望海楼教堂
　　这段故事讲述的是天津人民反帝爱国的一段故事，故事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1860年9，中英、中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承认天津开埠。天津开埠后，英、法等国在天津率先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驻扎军队，控制海关，建立教堂。
　　同治元年（1862），法国天主教派传教士在天津设立“仁慈堂”，强行租借了望海楼及其两侧的崇禧观共１５亩土地，进行宗教活动。同治四年（1866年），神甫谢福音到天津主持教务，他一面不择手段地发展教徒，一面在同治八年（1869）拆掉望海楼和崇禧观，修建了天津第一座天主教堂——圣母得胜堂，天津人习惯上把这座教堂也成为望海楼教堂。
　　以谢福音为首的法国传教士在天津以传教为名，进行了拐卖儿童等许多不法行为，这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愤恨。同治九年（1870），“仁慈堂”内发生了传染病，造成了三四十名儿童死亡。死童尸体被遗弃在荒郊野外，惨状令人不忍目睹。看到此景，天津人民更加愤恨，要求官府严查凶手。在随后几天，群众陆续抓获了一些人贩子。经审讯，他们供认是天主教堂指使，每拐到一个儿童都会得到酬金。这个消息传出后，民情激愤。
　　迫于压力，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二号，天津府县官员挟罪犯到教堂对质。教堂怕事情败露，百般抵赖，掩盖罪行。对质没有结果。一万多名愤怒的群众，自发聚集在教堂门前不肯罢休。当天下午，教堂竟然指使教民殴打群众，群众被迫还击，把教民赶回教堂，将教堂的门窗砸毁。
　　事件发生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持枪佩刀，带着秘书西蒙冲进通商衙门，威逼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群众。丰大业与西蒙返回教堂途中，遇到天津知县刘杰，又威逼刘杰镇压群众。刘杰不答应，丰大业就向刘杰开枪，刘杰闪身躲过，随从高升却被击中。丰大业、西蒙又向人群开枪。愤怒的群众实在忍无可忍，群起而上拳打脚踢，将丰大业、西蒙打死，接着冲进教堂，打死神父谢福音，放火烧了望海楼教堂和法国领事馆，随后奔赴仁慈堂，救出被残害的儿童。
这场群众自发的大规模反侵略斗争，持续了四五个小时。这就是著名的“火烧望海楼”事件，也称＂天津教案＂。
　　事件发生后，外国反动派非常惊恐，他们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严办，并保护各地洋人及货产。５月２７日，懦弱的清政府将崇厚、刘杰等4人，交刑部分别议处。６月９日，又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到天津督办此案。迫于法国等列强的压力，曾国藩滥捕80余名无辜群众，设局审讯，还修复了被焚毁的建筑。
　　即使清政府这样屈膝背躬，也没有令侵略者满意。清政府只得又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到天津接办此案。为了迎合各国列强，李鸿章在同治９年９月２５日（10月19日），在天津西关外刑场，将16名爱国人士斩首，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另有25人被叛处流放和徒刑。清政府还赔偿给法国白银46万两，俄、英、美等国各数万两。天津人民的这场反洋教斗争最终被镇压了。
　　虽然斗争被镇压，但天津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当义士被绑赴刑场时，成千上万名群众拥上街头，为他们送行；义士被杀后，群众纷纷捐款为他们举行公葬，进行大型悼念活动。天津人民这一可歌可泣的反帝爱国斗争也被永久地记入了中国的史册。

第五集 津门走出的革命伴侣  
　　滚滚海河，奔流千年，孕育了众多优秀天津儿女，其中许多是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就是他们的代表。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出生在江苏淮安。1913年在他15岁的时候随伯父来到天津，考入闻名全国的南开学校。南开学校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1904年创建的。学校在创建之初就以培养救国人才为己任。它引进当时先进的教育方法，开设新课程，传输新思想。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的学习为他以后投身革命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17年，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前往日本留学。1919年，周恩来留学归来，重返天津，进入了新成立的南开大学，也开始了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19年，英美日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强行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割让给日本。中国北洋政府在屈辱的“巴黎和约”上签了字。5月4日，北京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内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反动的北洋政府派军警镇压，造成学生死伤。“五四运动”爆发。
　　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各学校立即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周恩来也和同学们一样积极投身到运动当中。周恩来等人领导组建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他还创办主编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紧密配合斗争形势，以“飞飞”、“翔宇”等笔名大量发表文章，很快就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同年9月，在周恩来的倡议下，青年进步组织“觉悟社”在天津成立。就在这里，周恩来和他的终身伴侣邓颖超相识并相恋。
　　邓颖超1904年出生于广西南宁，1910年随母亲来到天津。1913年初，邓颖超进入母亲执教的北京平民学校读书。1916年秋，以第三名的成绩连跳两级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师范学校的学习中，邓颖超的思想与心智逐渐成熟。
　　“五四”运动爆发后，邓颖超和同学们走出校门，共同发起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发动广大妇女，向她们演讲进步思想。在一次演讲中，周恩来第一次与邓颖超不期而遇。
　　那天，邓颖超（当时名为邓文淑）正在天津南开学校的礼堂里进行讲演。而周恩来正巧也来到礼堂。邓颖超的讲演非常精彩、很有鼓动力。周恩来完全被吸引住了。他一边鼓掌，一边向坐在身旁的同学打听，台上的讲演者是谁。集会一结束，周恩来就主动走过去，彬彬有礼地向邓颖超等女同学打招呼致意：“你们的讲演真动人啊！”邓颖超大大方方地应答了周恩来的招呼。
　　“觉悟社”成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社里的骨干。他们一起编辑出版革命刊物《觉悟》，在同一战壕里共同战斗。虽然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从没有言及过个人感情，但客观上，这一段共同战斗的经历为他们日后情感的发展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觉悟社当时没有正副会长，没有规章，活动方法比较灵活。大家都不用姓名，抓阄代号。抓阄那天，一共写了50个号码放在盘子里，每人用筷子夹一个作为自己的代号，多余的给后来入社的同志准备。当时参加抓阄的有30多个人 。邓颖超抓到的是一号，周恩来抓到的是五号。从此以后，周恩来又多了一个笔名：“伍豪”，而“逸毫”也成了邓颖超的笔名。
　　处在革命前沿的天津爱国学生一直没有中断同反动派的斗争。1920年1月29号，数千名学生前往直隶公署请愿，提出拒绝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对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联解禁，允许人民有集合、结社、出版自由等六项要求，遭到军警的残酷镇压。运动的领导人周恩来、于方周等被捕。狱中，周恩来和战友们开展绝食斗争，迫使警方接受了学生的合理要求。周恩来在狱中还撰写了《警厅拘留记》，记述自己的斗争经历。在周恩来入狱的这段时间里，邓颖超继续组织学生合法斗争，并请律师为入狱学生辩护，最终迫使警方在7月17日将周恩来等20多名请愿代表释放。周恩来等人获释后，受到了天津百姓的热烈欢迎。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开始了与邓颖超的书信往来。两人从共谈理想追求到互诉爱慕之意。经过近5年的感情碰撞，1925年8月，他们终于在广州喜结连理。从此，邓颖超和周恩来相濡以沫、互敬互谅、同甘共苦，携手走过了50年的风雨人生。
　　建国后，身处高位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对天津的发展挂在心上，多次回到天津视察、指导工作。1992年7月，邓颖超逝世，遵从她的遗愿，她的骨灰被撒入海河两岸。

第六集 风雨沧桑劝业场  
　　“不到劝业场，白来天津卫”。从这句老话里不难看出，劝业场——这家天津老字号商场在天津人心中的地位。
　　劝业场是天津商业的标志性代表，座落在和平路和滨江道的交界处，始建于一九二八年，“劝业场”当时被人誉为：城中之城，市中之市，可以说天津形成现代格局的繁华是从“劝业场”开始的。而说到劝业场，还得从一个人和一块匾说起。
　　这个人是高星桥---劝业场的创始人。高星桥1881年随祖父来到天津，自幼随父在天津打铁，后来在老城里上过九年义学，又随其兄在铁路上当过司炉和煤矿上的司磅员。由于高星桥人聪明机灵，在煤矿期间好学的他学会了德语，受到主管德国人汉纳根的器重，将他调入帐房，又来由于工作出色高星桥被提升为煤矿售配处的经理，从此高星桥步步高升，逐渐成为煤业买办，并与汉纳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18年，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煤矿主管汉纳根要回德国，他便把自己在中国的产业全部赠送给了高星桥，高星桥代理了德华银行、“起士林”餐厅等许多德国商人的在华产业。借此机会，他积极投资房地产，先后盖起了“交通旅馆”“威尔逊大楼”，继而又与他人合股兴办大型商场“劝业场”，成为当时靠洋人发迹的买办典型代表。
　　“天津劝业场”这块牌匾字迹稳建，苍劲有力，是由著名书法家华世奎所书写的，当时的“劝业场”老板高星桥找到华世奎，以每字100大洋的价格请他书写的，五个字即500大洋。按此价格，当时可买高级面粉250袋。由于那个时候没有今天把字放大缩小的技术，所以匾额需要多大，就得写多大。当时华世奎先生是拼起了三张大八仙桌铺上纸，一气呵成。华世奎先生一生只有二幅大字榜书，除了北京的“和平门”，就是天津的这幅“劝业场”了。
　　“劝业场”建在当时的天津法租界，当局提出称之为：“法国商场”。而颇有经济头脑的高星桥觉得加上“法国”二字，民众望而却步，不利经营。于是采纳了合作股东——清庆亲王载振的建议，取名为“劝业场”。载振先生当时解释了“劝业”二字的来由，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劝业陈列所”，这是一座陈列并推销商品的“百货商场”。而劝业场则是这个陈列所存放货物的附属机构。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岁月里“劝业”寄托着实业图强的希望。所以在开业之初，其经营宗旨以“劝业市场”四字的字头写出四句警言。即：劝吾胞兴，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作为商业经营指南，以求发达。这就是“劝业场”三个字的来由。
　　“天津劝业场”是由法国工程师——慕乐设计的，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立体五层，转角局部七层。
　　在开业之初，直至解放，一至三楼分别租给各个店铺，货摊。它主体经营，日用百货，布匹绸缎，各种器皿，钟表、首饰，文房四宝，旧书古玩等等，而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它不光是一个商场，同时还是一个大型娱乐场所，当时商场里设有“八大天”，即天宫影院、天华景戏院、天乐戏院、天升戏院、大观园、天纬球社，天露茶社以及屋顶花园、天外天。那时候在天华景戏院经常演出的有京剧名角的演出，日夜爆满。这种形式的商场在当时华北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天华景戏院当时由高星桥之子高渤海经营，所赚之钱又在“劝业场”的边上，盖起了“渤海大楼”，劝业场可谓空前繁荣。
　　“劝业场”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式开业。当时进驻卖货的店铺多达300多家。开业之日火爆场面可谓盛况空前，上至中外官员，下至平民百姓，人人前往。据老一辈天津人讲除了抗战胜利和天津解放，天津市最热闹的时候莫过于“劝业场”开业了！
　　1931年至1939年是劝业场的鼎盛时期，但这种繁荣只维持了不到十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华北大部分地区沦陷，天津沦陷后，由于战乱不堪，物价飞涨，经济萧条，人民的购买力急剧下降，使得商场内人员稀少，场内的不少店铺由于赚少赔多，纷纷撤出，劝业场开始衰落，此时的“劝业场”已经处于半停业的状态。
　　这种局面，直到解放后才得到了改变，随着公私合营，政府出资对劝业场加以改造，和比邻的天津商场合为一体，使得“劝业场”又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1991年，历经风风雨雨的劝业场再度扩建，总面积达五万平方米，营业面积达3.43万平方米，成为天津市最大的集购物、娱乐、消闲、服务为一体的多功能高档次的新型商厦，并以其独有的特色和业以诚信的服务成为天津一张闪光的城市名片。

第七集 苦辣酸甜“三不管”  
　　北京有“天桥”，南京有“夫子庙”，而天津则有个“三不管”。 “三不管”的兴衰沧桑就是天津旧社会的缩影，它包容了一整个时代。
　　“三不管”位于天津卫的南面。为什么叫“三不管”，“不管”的到底又是什么？这还要把时针退回到二十世纪初的清朝。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卖国求荣，拱手将中国的土地割让给了列强。当时在天津的日本侵略者擅自把日租界边缘扩大到了“芦庄子”和“官沟街”之间，也就是现在天津西至南门外大街的广阔地区，划为“日租界新界”。当时这一带是荒芜的不毛之地，人称“城南洼”。1903年清政府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重新谈判，正式划定了“日租界”。日本政府迫不得已把“城南洼”退给了中国。但他们仍不甘心，称这片地方为“预备租界”。正是因为这块地方划分不清，界定不明，形成了一个特殊地带。每当这一地带发生案件时，天津县衙怕惹麻烦不敢管；各国侵略者因为此地没有划入租界，也不管；老百姓当然更不敢多言。所以这块地方流传着：民不管，官不管，洋不管的说法。“三不管”的名字由此传开。  
　　随着当时天津的贸易中心逐渐向租界转移，“三不管”这块畸形地虚假地繁荣起来。这里也逐渐成为各种艺人聚集卖艺的场所。别看“三不管”地方不大，形形色色的人却不少，有摔跤的、耍幡的、说相声的、变戏法的、卖大力丸的。除了这些贫苦艺人之外，旧军阀、反动军警、流氓地痞也充斥横行。
　　在反动官吏、流氓恶霸、混混们的把持下，“三不管”的艺人们成了他们猎取财物，赚钱和发泄的工具。生活在最底层的艺人们，为了生活，在舞台上笑脸相陪，自嘲自讽，糟蹋自己。
　　京韵大鼓艺人章翠风，在天津沦陷后被日本特务市川看中，要强娶其为妾,遭到拒绝，市川恼羞成怒，对她拳打脚踢，并从此被禁演。梅花大鼓艺人花四宝，色艺俱佳，被袁文会的干儿子翟春和看上，花四宝笑脸相陪，因没有及时砌茶水，翟春和拂袖而去，指使别人往花四宝头上倒屎倒尿，吓的花四宝许久不敢露面。  
　　有人说，跟北京比，天津欠了点儿六百年帝都积攒下来的皇族贵气；跟上海比，少了外滩的天津又显得不够中西并蓄。但对于所有像相声这样来自于草根阶层的艺术形式，天津有的是平和与包容。在这个大氛围下，“三不管”这块畸形的土地，成为北方曲艺，特别是相声和鼓曲等曲艺门类的发展沃土。
　　在老天津卫，三不管是说相声的“撂地”卖艺的重要场所。赶上庙会的时候，跟前儿人最多的永远都是说相声的。每当庙会散的时候，三不管一地大大小小的“白圈”在当时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景。
　　“撂地”卖艺按场地分可以分为三等：上等的设有遮凉布棚和板凳；中等的只有一圈板凳；下等的什么设施都没有，艺人找块空地儿在地上画个白圈就开始表演，行话叫做“画锅”，意思是就靠这“画出来的锅”吃饭。上等和中等“撂地”还相对好一些。“画锅”的一天的收入有时完全就是靠天吃饭，“刮风减半，下雨全无”，要是真赶上下雨，一家大小十来口有时就可能真揭不开锅了。就算不下雨，钱也不是好赚的，有的时候，艺人说完一段，刚拿起盘子想收钱，观众却跑了一半，艺人脸上还不能挂相，还得说些“您有钱捧个钱场儿，没钱捧个人场儿”之类的场面话，有时为了多得几个钱还得加演几个小段。很多当年刚出道的相声名家，如：李德扬、李寿增、张寿臣、马三立、常宝昆等等，都曾有过在三不管一带“撂地画锅”的经历。直到后来相声逐渐进了茶园、剧场后，相声演员的生活才开始有了基本保障。  
　　新中国建立后，“三不管”这个地区被开辟为居民区和工厂，一部分划为南市食品街和旅馆街。南市食品街于1985年1月1日正式开业，座落在繁华的和平区，东临和平路，西与南市旅馆街，服装街毗邻，集餐饮、购物、旅游娱乐为一体，将中华民族的建筑艺术和烹任艺术相结合，成为我国最大的美食圣地。一九八九年，被天津市政府命名为津门十景之一。
　　如今，老三不管的旧景已经不复存在，但来到这里能感受到的是依旧浓郁的天津地方文化。

第八集 海门古塞大沽口
　　清朝道光二十年五月，天津东南的大沽口一片忙碌。数千民工紧张地修建着军事工事。他们在对原有南北炮台进行重新加固的同时，又新建三座炮台，还从北京运来大炮三十多门。经过一年时间，浩大的建设工程完成。北方最大的一座军事要塞矗立在天津大沽口。
　　建设如此大型的军事要塞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大沽口位于津门东南60公里，东临渤海，北倚京山铁路，距新港仅5华里，北陆交通便利，盛产鱼，盐，而更重要的它是海河入海口，历来就兵家必争的海防重地。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林则徐在广州虎门与英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英军受挫后，沿海北上，闯入大沽口，进犯天津，以武力胁迫清政府屈服。懦弱的道光皇帝，忙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屈辱求和。此时，清朝朝廷才意识到大沽口的重要，做出了在这里大规模建设军事要塞的决定。但大沽口的重建并没有阻挡外国列强对我国的入侵。  
　　咸丰八年三月(1858年4月)，英国政府以交换修订“南京条约”为借口，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法国介入，两国舰队驶抵大沽口进行威胁。清政府任命以潭廷襄为直隶总督与英法进行“修约”谈判，但英法与美俄串通一气，根本没有谈判诚意，进行战争的准备。四月初八，英国公使额尔金，法国公使葛罗发出最后通喋，限清军在2小时内交出炮台。上午十时，英法联军1300余人在六艘军舰的掩护下，攻打南北两侧炮台，战斗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清军便伤亡200多人，清朝将领沙春之、陈毅、常荣魁壮烈牺牲。英军乘机北上，四月十四日，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四国在海光寺签订了《天津条约》。
　　咸丰九年，战火又一次降临到大沽口炮台。当时新任的英法公使拒绝与钦差大臣桂良进行“天津条约”的换约谈判，并以此为由，决定再犯大沽口，他们狂妄叫嚣，不惜以武力打开白河大门，“入京换约”。
　　五月，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约翰集中了各国舰艇22艘，士兵2000多人从上海北上，直逼大沽口。五月二十日，他们驶过拦江沙，撞断水上铁索，挑起战争。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2时，英法美联军向大沽口开始炮击。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进攻遭到大沽口的军民们猛烈还击。入侵的敌舰纷纷被击伤击沉。下午五点，敌人舰队被迫撤退。随之侵略者又派出1000余名士兵，在南岸强行登陆，又一次遭到大沽军民的强烈反击。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共击沉击伤敌舰11艘，打死打伤敌人470余人，而清军则阵亡32人，直隶提督史荣椿、付将、龙汝之在战斗中牺牲。
　　这次大沽口保证的胜利，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辉煌的一页。这次反帝战争，使大沽炮台声名传播海内外。
　　为了对大沽口的惨败进行报复，英法联军于咸丰十年六月，以英法联军集中军舰203艘，载兵25000人，驶抵大沽口。此时大沽口由僧格林沁督率的清军，全力镇守，僧格林沁此时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撤除了北塘的防务。正是由于这个错误的行动，促使了英法两国军队从北塘乘虚而入，对北塘镇的居民大似杀戮。
　　六月二十六日，联军向新河和军粮城进攻，清军进行反击，终因寡不敌众，致使大沽炮台失守，1000名清军全部阵亡，提督乐善壮烈牺牲。
　　1900年6月，战争的阴影第四次笼罩在大沽炮台上空。由于义和团运动爆发，各国列强的利益受到损害。八国联军试图用武力解决问题。他们首先进攻的就是大沽口。
　　当时的中国守军将领罗荣光收到联军最后通喋，限第二天凌晨交出炮台。罗荣光与付将韩照琦拒绝了联军的一切要求，率全体官兵应战，第一炮就击中了英舰“阿乐及林号”三艘俄舰也被击伤，很快敌人进了反扑，从左中右向大沽炮台进攻，守军腹背受敌，加上孤立无援，经过六小时的激战，全军覆没，罗荣光为国捐驱，大沽炮台再次被敌人占领。
同年八月，无能的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一条规定：废去大沽及直隶各处炮台。至此，大沽炮台被拆毁，而现在遗址炮台则是当年的“威”字号，“海”字号和北岸的“门”字号。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大沽炮台在近60年间，遭帝国主义的四次武装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面对侵略者，大沽地区军民一次次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同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搏斗，向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勇敢顽强的民族气概。今天的大沽炮台被列入“津门十景”之一，成为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

第九集 古韵新风天后宫
　　天津有一句老话：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可见天后宫在天津人心目中的地位。“天后宫”实际上是老百姓供奉天后娘娘的庙宇，俗称“娘娘宫”。它的历史映射着天津的发展历史。  
　　天津人说的天后娘娘，就是祖籍福建湄州，生于北宋建隆元年的海神林默。在福建、台湾一带，林默被称为“妈祖”，意为娘妈之祖，而供奉林默的庙宇叫“妈祖庙”。传说这位海神当年乘席渡海，降服海妖，平息风浪，化解危难；升天后依然为沿海渔民祈福禳灾，造福百姓。一位外地的神奇女子，是如何与天津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现在的天津地区，历史上是一片由海域逐渐演变而成的“退海之地”。金朝贞佑年间，统治者在这块海滨荒地上建立了“直沽寨”，到了元朝延佑年间，当政者将其改为“海津镇”。当时元朝政府开辟了海运漕粮 ，所有的军需民食“无不仰给予江南”。驾驶漕船往来的舟师水手多是闽浙一带的南方人，为了求神保佑，他们把故乡的习俗和信仰带到北方，也将家乡敬奉的海神林默带到“海津镇”地区。
　　元朝至元年间，供奉海神林默的“天妃灵慈宫”在旧三岔河口以南的海河西岸建起。
　　泰定三年（1326年）,元朝政府正式下诏重建天后宫。明、清时期又有多次修建。此庙一直延续至今，是目前全世界所有天后宫（天妃宫、妈祖庙）中唯一受过皇封的敕建庙宇。
　　天津百姓在接受“海神崇拜”后，聪明地将当地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内容融入其中，不断刷新和拓展天后娘娘的法力和神通，使之愈加充实和完善，愈加接近和深入民间百姓，进而成功地创造了更具天津地域特点和世俗色彩的“天后信仰”。
　　在此过程中，历代天津妇女功不可没。天后娘娘是一位女神，自然率先博得民间妇女的信赖。她们把求子、求财、祛病、祛灾等愿望皆寄托在天后娘娘身上，凡与自己生活切切相关的事情皆有求于天后娘娘。在她们的心灵中，天后娘娘成了至高无上的主宰。
　　也许她们怕累怀了天后娘娘，还逐渐派生出一系列各司其事的神灵，于是“子孙娘娘”、“癍疹娘娘”、“眼光娘娘”、“送生娘娘”、 “乳母娘娘”、“引母娘娘”等先后出现在天后宫里，并被认定是为天后娘娘分劳的化身。
　　天后娘娘除了受到妇女们的膜拜外，更是渔民们的保护神。天津民间一直盛传“天后娘娘坐海眼”的故事，说娘娘宝座地下是个海眼，谁也动她不得，一动海水就会淹没天津城。
　　据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占领天津的日军曾想推倒毁掉天后娘娘的塑像，正因为听了此种传说后才未敢放肆。
天津人说，是天后娘娘给天津带来了福气和繁荣。这话可能有些迷信，但供奉天后娘娘的天后宫对天津社会和商业的发展却起到了“开天辟地”的作用。天后宫终年不断的香火带来了可观的客流和巨大的人气。元朝时期，天后宫前出现了天津一个颇具规模的集市，人来人往，生意红火，这里也成为了天津商业最早的发祥地。
　　天后宫坐落于海河西岸的三岔河口。依天后宫而形成的街市叫宫南大街、宫北大街。大街上应运而生的商业经营历来具有浓郁的民族传统特色。
　　当年，玉丰泰的绒绢花，修竹斋的“刘海”牌风葫芦，萃文魁的南纸，杨记的蜡烛，尹德元刻花纸样子都在天津独占鳌头，永兴承、蓝兴城等金银首饰店也是远近闻名。
　　而天后宫的腊月庙会更是名噪一时。从腊月十五开始，各种年货聚集到天后宫一带，形成声势浩大的交易市场，吸引着大量的游人。这种盛景，至今未改。
　　随着天津的不断发展，天后宫的商业文化也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近年来，天津市以鼓楼为中心，沿着镇东、定南、安西、拱北四城门方向形成的商业区，规模大，气势宏。如今，宫南、宫北大街已经变成了天津古文化街，各种古色古香、古风古韵无处不在，成为天津一景，越来越多的游客和市民在这里购物消闲，感受着天津卫独特的味道。

第十集 游丝挥运方寸间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放风筝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项娱乐活动，在天津就有一家以制作风筝而闻名中外的风筝的世家——天津人习惯称之为“风筝魏”。
　　早在明朝弘治年间，离天津鼓楼不远的地方，有一条费家胡同，住着修鞋匠魏长清一家。他有两个儿子，魏元章和魏元泰。魏长清为了孩子们长大能有饭吃，为他们找了师傅各学一门手艺：魏元章学做木匠，而魏元泰十六岁则进了北门里一家叫“天福斋”的扎彩铺做学徒。扎彩，有的地方叫“烧活”。就是用竹杆、竹批儿、葦杆、秫秸作为骨架，用绢、绸、彩纸加以裱糊，再用各种颜色进行手绘。制成各种物件，如童男童女，牛马驴羊、车船轿屋等等这些东西，大都为殡丧、法会所用。
　　在“天福斋”学徒四年，心灵手巧的魏元泰，不到一年，就已经能做一些不大不小的彩活了。那时候天津没有专门的风筝店，扎彩店里闲着的时候，也利用边角小料扎一些风筝随季而卖。那时候的风筝大都是平板类的，做法传统，简单，用竹批儿扎，用线捆，用纸糊，然后再用色绘。平板风筝放起来容易，但飞不高，也飞不远，时而还会从空中掉下来。人们有时会将摔坏的风筝拿到扎彩铺里修理，魏元泰是个老实厚道的手艺人，只要有人拿回来，他就给修修补补，有时甚至会给换一个新的，从不收钱，当时许多大人孩子都认识他，久而久之有了人缘，都愿买他扎的风筝，“天福斋”的名气越来越大，生意也越来越好。  
　　魏元泰学徒学到第四个年头，中秋过了九月九，到了放风筝的季节，有一天“天福斋”里来了一个客人，他掏出五两银子入在桌子上，要扎一个一丈六的大风筝，十天以后来取，如果做成了，再加五两，如做不成，就让“天福斋”关门砸招牌，师傅没有办法，魏元泰也没了辙，半夜里睡不着觉，他独自坐在屋檐下苦思幂想，什么造型能有这么大？蝴蝶、老鹰、晴蜓都不行！此时他忽然觉得脖子上有什么东西凉酥酥的，他猛的用手捏了下来，原来是一只两寸长的蜈蚣，他刚想把它扔掉，忽然发现还在动……他猛然想起老人常说的一句话，百足之虫是一节一节的……魏元泰如梦方醒，蜈蚣！蜈蚣！！他兴奋得走进铺内连夜动工，起早贪黑，只用了三天就赶制了一大蜈蚣，不但样式精美，而且试飞平稳。十天以后，来人看到魏元泰做的大风筝，目瞪口呆，无话可说，只得交了银子，从此魏元泰的名声大振。
　　过了没几天，慈禧太后的生日将至，太监到天津专门找魏元泰，点了一个“麻姑献寿”的风筝准备献给慈禧，魏元泰听了以后，大惊告诉太监这个风筝不能做，因为“麻姑献寿”骑的是一只凤凰，如果把它献给老佛爷，一定会满门抄斩的，太监听了有道理，但不知如何是好，魏元泰建议改作一只“海屋添筹”，就在慈禧生日这天，在颐和园祝寿放飞了魏元泰制作的风筝，得到了慈禧的赞誉，从此“风筝魏”的名字在天津逐渐叫响，出师以后，就在老城里鼓楼东（东门内大街229号）以其父的名字创立了“魏记长清扎彩铺”，开始了独家制作风筝。  
　　魏元泰对风筝的骨架进行了整体改造，在细细的竹批儿上，用刀片刻成凹凸槽榫，又试着在竹子上打眼，从锯锅，锯碗的手艺人那里学到焊锡、铜箍等手艺，把它都用到了风筝上。没想到就是这几么几项小小的发明，竟结束了我国千百年来平板风筝的传统扎制。这样一来，使得风筝能拆能卸，一个五丈长的大蜈蚣风筝，拆散了能放到一个一尺长的盒子里。魏元泰苦心钻研，已经总结出九项秘技，他不但继承了前人对扎风筝的：扎、糊、绘、放四种式艺，而且还在实践中，把竹格的“热、弯、冷、走”木工的“凿眼、扣榫”锡焊工的铜箍连接及鸟类的“飞行平衡”，“风力的机械转动”，“中国的古代彩绘和民间的绘画技巧”以及动物的“仿生，数学”的“黄金分割”等，多种技艺融为一体，巧妙地移植到风筝的制作上。
　　时间流逝大地轮回，“风筝魏”的作品誉满海内外，曾于1914年参加巴拿马赛会，获得金质奖章和奖状，1955年、1956年获全国工艺美展金奖，并先后在德、意、泰、前南斯拉夫等国展出。他的绸面立体风筝“麻姑献寿，天女散花”至今仍保留在天津艺术博物馆之中。
　　1912年已到不惑之年的魏元泰，有11件精品力作入选天津举办的“直隶出品展览会”并获得了金奖，1914年并远赴美国旧金山参加巴拿马太平洋地区的万国博览会，并一举夺得世界级金奖。
　　七七事变以后，他制作了轰动一时的“抵羊”特技风筝，大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1984年被国家轻工部追认为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名人。建国后，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使“风筝魏”的事业再度辉煌。
　　到如今的“风筝魏”魏国秋已经是第四代传人了，他继承和发扬了“风筝魏”的风筝艺术，并对风筝的飞行，平衡和故障进行了调整，对新产品进行了研制和开发，他培养了第一批魏派艺术的传人，风筝种类从始创的200余种，发展到1200余种，是天津市工艺美术“三绝”之一，也成为了中华民族重要历史、文化遗产。